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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录音整理】

2014年04月29日 浏览量: 评论(0) 来源: 本站原创 发布者: 宣传部·文化素质办公室
摘要:100年前,中国走向了历史变迁的快车道。100年后的今天,历史轮回,又会面临怎样的未来。3月28号,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新权威主义代表人物、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先生做客“百年暨南文化素质教育讲堂”第192期,为我们讲述《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百年中日冲突的历史反思和未来展望》。

 【萧功秦:】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两次中日战争的历史反思。

    说起来,今年也很特殊,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同时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20151月日本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一百周年,再过几年又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也就是说100多年前中国进入了历史变化的快车道,所以我们才会连续不断有那么一些重大纪念日的感觉,而这些事件往往是几十年、上百年过去才发生一次,现在集中几年就会有一次,而且所有这些事件都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的命运有深远影响。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这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

    中日关系、抗日战争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沉重话题,我小时候非常喜欢读历史书,但是最不喜欢看的就是甲午战争历史,看不下去,怎么那么窝囊?有时候就产生幻想,最好那个时候有机关枪,朝着那些日本人就一阵扫射。中日战争也同样如此。但是必须有意思的是,凡是具有悲剧性的这种事件,它的思想含金量要比喜剧大更多。所包含的意义、所能够给予我们民族的启示也丰富得多,问题是你需要冷静的理性。冷静的理性是一把钻头,能够从沙漠中钻出宝贵的油,如果不是冷静的理性就做不到这一点。

    当然,这种纪念活动,我们今天对于历史的反思,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那就是将这段历史看作是血海深仇、深仇大恨,激起我们一种强烈的愤怒。我们中国强大了,我们这种情绪可能需要宣泄。这种方式,我想最多只能增加几个愤青而已。另一个方式,理性的分析这段历史,在这段历史曾经被人们所忽视的方面重新发掘出来,发掘它的现代意义以及对我们的启示,尤其现在中日关系比较复杂,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中,中日之间的两国人民是不是能够避免新的历史悲剧出现,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都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今天我主要讲抗日战争,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连在一起说我觉得有相当的必要性,孤立地谈甲午战争不行,孤立地谈抗日战争也同样不行,把它们连在一起做一个分析,我想我谈这段历史是有相当基础的。从2007年到2009年这两年当中,我写下的关于中日战争、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打在电脑里的读书笔记就有120万字。我阅读了100多种史料,其中1/3是日本人自己的史料。我今天所说的,完全是凭着学者的良心,当然有些观点未必在座的各位同意,但是不管怎么样也好,你姑且把它看作是一次头脑风暴,任何不同的观点、互相的碰撞,也许能够对你有所启示。

   

    首先谈谈甲午战争,但是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要谈谈日本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格。

    日本是一个岛国,近代之前日本处于远东的远东,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而且日本这个民族,地理环境似乎对他们很苛刻,相对而言上帝对我们中国人好得多。日本是一个孤岛,土地非常狭小,整个岛上面的山脉很多,真正的耕地很少。日本人口稠密,近代之前几乎每年大概有100万人因为失去土地或者没有土地耕作而变成多余的人口。日本人有非常强烈的向外移民的愿望。日本并不是一个资源很丰富的国家,二次大战之前日本的石油只能供本国人使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日本是灾难频繁的民族。所有这些相对于中国来说,当然是中国的条件好太多了,一个东北就比日本本土的面积大三倍,中国那么多的物产,可以想象日本多么羡慕中国有多么好的土地。

    进入近代之后,日本这个民族开始和中国同时进入近代化的过程,中国从1860年,也就是火烧圆明园之后,《北京条约》签订,进入了洋务运动时代。日本在1868年进入明治维新时代。这两个民族可以说并驾齐驱,共同面对西方的挑战,通过国防的现代化,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来说,日本这个民族和中国这个民族,其实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而日本这个民族,它在现代化过程或者说近代化过程中,有一个中国所没有的优势,就是它民族性格中长期所形成的这种特点,特别有利于它接受现代化。日本的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灾难繁多,使这个民族始终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中。日本远离大陆,处于孤岛环境,它始终害怕自己与大陆割断联系,有一种担忧和焦虑感。日本这个民族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极度敏感,日本历来是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特点。法国人曾经写过一本书,说中华民族历来是阳光文化,本身具有很大的文化原创力,通过文化的原创力向外传播中华文明。而日本,似乎在近代以前缺乏文化的原创力,但是它非常谦虚,所以日本是月光文化,善于从其他的光源吸收而丰富自己。

    日本所有的这些不安全感、焦虑感,不愿意与外部世界割断联系的这种民族性格,可以说体现在日本70年代的一部电影作品当中,不知道在座各位是否看过?我当时在年轻的时候,70年代后期看过这部电影,叫《日本岛的沉没》,这部电影对我的刺激非常之大。这部电影说的是一个幻想的事情,科学家在日本的海底发现,日本处于一个地震的断裂带上,不用多少时间,也许就是几个月,日本就将永远沉没在太平洋当中,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这个民族了。怎么办?日本人想到的唯一办法,这就是找了一些童男童女输送到世界各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分派几个名额,使日本人的种子能够留在这个地球上,于是日本人纷纷出动,到各个国家游说。电影中当时的中国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干部穿着毛式服装,最后同意收留几个日本的孤儿,当这些孤儿们乘上日本的船离开日本本土,进入海洋,日本岛就沉没了。这部电影很悲壮,作为幻想电影来说它具有一种震撼力和想象力,我想它最丰富、最确切、最形象的表达了日本人的不安全感,地理上的不安全感和民族潜意识当中的那种与世界相隔绝的那种感觉。

    当我们两个民族同时进入现代化的过程,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呢?应该说在日本人当中滋长出两种不同的对华观念。一种对华观,认为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共同面临白种人的欺负和压迫。白种人很厉害,将红种人灭掉了,将黑种人当做奴隶了,现在来对付我们黄种人,如果我们黄种人不团结起来,我们将会和红种人、黑种人同样的命运,所以我们唇亡齿寒,于是我们要联合起来,当然条件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中国强大起来了以后,他们就是战友了。这种观点在十九世纪末期的日本人当中非常流行,包括在中国人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文化精英当中都非常流行,比如说戊戌变法人士在给光绪的奏折当中准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甚至带有幻想式的,说是中国和日本要联合起来成为一个邦,共同对付白种人的侵略。这种观点现在我们看来非常可笑,但是当时大家很认真。日本人像伊藤博文,都有非常强烈的中日联合起来的这么一种观念,后来我们把这种观念叫做泛亚西亚主义,以东方人的亚细亚作为中心,把中国、越南、日本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的这么一种政治理念。

    除此之外,日本还有另外一种观念,从脱亚入欧开始入手,逐渐进入了扩张主义。这种观念认为中国人无可救药,中国人是麻木的、是不会改革的,结果是西方势力蔓延到整个中国,将中国全部给瓜分掉,那么最后日本将倒霉,日本将受到西方巨大的保卫。因为日本人有很强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因此他们有这样的观念。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要趁中国还没有崛起之前,来榨取中国的资源和土地,让强大起来的日本单独对抗白种人的势力。后来这种观念发展成为扩张主义,这是一种与亚细亚主义相反的观点,也是后来军国主义的起源。田中的奏折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看来是假的,历史学家多方面证明没有这样的奏折,田中从来没有写过这篇文章,而且这篇奏折的文字水平之低,也不是田中本人的意思。但是田中奏折要表达的思想:日本要征服世界首先必须要征服亚洲,日本要征服亚洲必须首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首先必须要征服东北满洲,要征服满洲必须先征服朝鲜。后来的事实又恰恰是,沿着朝鲜向东北,向太平洋战争发展,似乎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于是我们以为它是真的。它虽然不是真的,但是表达的这种思想、这种观点、这种扩张主义的思想,确实是一种逻辑,日本实际上很不幸,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进一步发展起来,进一步走向了它所谓的历史选择。

    当时的日本未必成为中国的敌人,也未必成为中国的朋友,关键是看彼时彼地各种历史条件的变化。历史本身有很强的或然性,关键在于中国的洋务运动是不是能够取得足够的成效,然而非常遗憾,洋务运动是一个效率极其低下、水平极其低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具体的过程我不多谈了,大家都很清楚,也不是今天的主题,其后果就是:当中国和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开始进入了相互冲突,并且运用各自在现代化过程所形成的战略成果来互相对抗时,中国是一败涂地,那就是由于朝鲜而发生的甲午战争。朝鲜按理说是中国的一个属国,但是中国人对朝鲜并不关心,因为中国是一个老大帝国,而且要管那个地区也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是朝鲜对于日本来说,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朝鲜对中国的。在日本人看来,朝鲜处于中国、俄国和中国当中,朝鲜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如果中国不能强大起来,俄国的势力将深入到东北,然后深入朝鲜,那么日本通向大陆的跳板就没有了,日本就彻底被海洋封锁掉,所以他们非常希望在朝鲜发展自己的势力。中国也发现了日本人在朝鲜的活动,影响在不断地增加,于是派了像袁世凯这样的人去对付日本人。袁世凯的个人能力非常强,袁世凯曾经在朝鲜一个时期内几乎成了朝鲜的太上皇。日本人非常害怕袁世凯,袁世凯确实是一个治世之能臣,甚至袁世凯有一个设想,将朝鲜干脆并吞下来,变成中国的一个省,然后干脆使日本人根本就绝了对朝鲜的念头。但是袁世凯后面没有一个强大国家的支持,袁世凯这种单枪匹马,反而使日本人的警惕性越来越高,势在必得朝鲜。

    由于朝鲜发生内乱,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派出军队到朝鲜。按理说内乱平息之后就应该退兵了,但是日本不愿意退兵,这个时候中国人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干脆将自己的军队退回来,那就意味着朝鲜将永远不再成为中国的属国,但是甲午战争也不会打起来,没有必要打了,因为朝鲜已经是日本的了,日本打甲午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朝鲜。第二个选择就是与日本打仗,当时意识到和日本打仗必输的只有李鸿章,国内的士大夫们充满爱国热情。“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养了那么多军队,我们的北洋海军在世界第八位,甚至是仅次于西班牙,日本是第十一位,它们比我们弱得多,为什么不打?翁同和最积极,还有其他很多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慈禧太后都顶不住了,慈禧太后在甲午战争输了之后,对刘坤一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说我当时是觉得不应该打的,打的话我们输了不得了,但是朝臣们都说要打,而且还说如果不打的话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很坏的名声,于是我也就跟着打了,但是没有想到被打的那么惨。当时李鸿章就说不能打,不能打的原因确实是中国各方面跟日本对抗,无论是士气、军事训练水平、作战能力等方面,但是在清流的民族主义的强烈压力下终于打了,但是结果是一败涂地。大家都知道这个过程,我不在这里叙述了。

    结果对中国非常不利,赔偿了2亿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的40亿美金,加上后来的庚子赔款,相当于90亿美元的赔款,从此中国就穷了,日本越来越富。日本拿到这笔钱,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拿这些钱主要用来发展海军,成为了一个海上帝国。日本的银本位变成金本位,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中国和日本之间形成了马太效应,台湾割让,朝鲜成为日本进入中国的跳板。接下来,更严重的问题是,日本人对中国的心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几千年以来日本人仰视中国,中国是它的文化母国,从此以后日本人鄙视中国,日本人也有他的封建意识、武士道精神,封建意识和武士道精神最大的特点就是蔑视弱者、崇拜强者,中国成为他们蔑视的对象,从此以后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了一百年,一直到最近这些年日本人才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一百年以来第一次的根本性重大变化,但是日本人觉得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曾经有日本人形容中国崛起对日本人心理的冲击,中国现在的现代化就像是山顶上滚下来的大石头,挡也挡不住。

    100年前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雪上加霜的是,从此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里我必须实实在在说,火烧圆明园之后,也就是《北京条约》签订之后,美国和英国对华采取的政策可以称为合作政策,他们把中国看作是平等国家,因为《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天津条约》,这三大条约满足了西方人和中国通商的所有条件,这些条件从现在看来并不苛刻,无非就是要中国给他们平等待遇,中国在三大条约中都同意并签订下来,所以中国和他们可以做生意,从这个意义来说,火烧圆明园之后的1860年到1894年这三十几年的时间内,西方人对中国说实在话是比较平等的,并不像现在教科书所说的一开始就是侵华的,西方人将中国看作是平等国家,而不是像印度一样。但是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甲午战争之后,西方人觉得中国那么弱小,日本人那么轻而易举就将中国打败了,而且得到那么好的报酬,台湾也割让了,朝鲜也拿到了,差一点辽东半岛都拿到了,所以他们的狼性被激活了,人都有狼性,直接将中国看作是印度,于是对中国的瓜分浪潮开始崛起。最积极的是俄国,因为俄国帮助中国将辽东半岛拿回来,中国人为了感恩它,让俄国在东北造了一条铁路,这就是中东铁路,用俄国人在东北的势力来抵制日本人在朝鲜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引狼入室,这是李鸿章犯的巨大错误,从100年后的现在看来,这是中国人连续不断悲剧的重要步骤。德国人也在帮助中国人讨回辽东半岛的过程中作出了努力,所以中国人也将山东半岛的相当权力给了它,从此以后中国就开始进入非常悲剧性时代。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所有战争中对中国最严酷的一场战争。

   

   

    下面我想说说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就是抗日战争。

    甲午战争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严酷的,西方有一句谚语或者有一个说法,这就是墨菲效应。所谓的墨菲效应,这就是一错再错,只要有了第一次错误,今后的错误就会不断的叠加,相当于祸不单行。打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我们系钮扣,如果第一个钮扣系错到第二个孔眼里去了,以后每一个钮扣都会扣错,这就是墨菲效应。甲午战争为什么说是墨菲效应的开始呢?甲午战争和九·一八、七七事变之后的中日战争之间有怎样的联系?这是我下面要叙述的内容。

    甲午战争发生之后,李鸿章觉得在世界上那么孤独时,只有俄国人帮助了中国人,所以俄国人是我们的恩人和朋友,于是将俄国势力引进到东北。这之后几乎在越来越长的时间内,东北越来越像是一个俄国的殖民地,哈尔滨都是讲俄语的。甲午战争之后又是戊戌变法失败,戊戌变法是在焦虑感的心态下,进行大刀阔斧、条件不成熟的大面积改革,到最后搞得一塌糊涂,结果造成了反对派、保守派的上台,他们上台之后导致了义和团运动和攻打外国领事馆,引起了庚子事变。由于庚子事变,由于八国联军入侵。由于八国联军入侵,进入到东北的俄国军队再也不肯退出了,所以俄国不但有它们的中东铁路在东北,而且在东北有经济、资本上的投入,军队也不肯再退出了。二十世纪初期,东北俨然已经成为俄国的殖民地。

    俄国势力在东北的扩张,引起了对日本的威胁,于是日本人帮助中国人打了一仗,这就是110年前发生的日俄战争。这场战争日本是惨胜,日本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了多少士兵,你们知道吗?10万人。他花了多少军费,大家知道吗?20亿日元。日本得到了什么?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因为当时的华盛顿会议召开。说实在话,美国人对中国人还是不错的,美国人就按照美国的国际理想主义,这场战争你是跟俄国人打的,但是土地是中国的,中国土地一分你都不能拿,当时日本的势力也不是很强大,所以被迫接受了这么一个规定,在《朴茨茅斯条约》当中,日本人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它只得到中东铁路南半段25年的租借权,也就是沈阳到大连的这段铁路。日本的外交谈判代表回国之后,被日本的老百姓骂的一塌糊涂,甚至他的房子都被烧掉了。

    这场战争客观上对中国是有利的,如果日本失败了,东北就是俄国的了。日本十月革命胜利了,土地到了斯大林时期还是不会归还的,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说会这样,到现在东北就可能会成为俄国的,它可以扩张到这个地步。好在是日本人赢了,日本除了得到中东铁路南半段的25年租借权,还附带有一个权力,这就是可以为保护南满铁路25年的安全,可以派护卫队到中国驻军,而日本铁路护卫队从此就到了中国,这个铁路护卫队就是关东军的起源。九·一八时,关东军不是从大阪乘船来中国的,而是从沈阳冒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很多同学不知道,就是因为这支铁路护卫队,因为这样他们占有有利条件。这个事情对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有什么影响呢?有非常大的影响,一个是日本有了驻军权,二是日本人心理不平衡,我好不容易打下这么一块地方,我本来以为是我自己的东西了,结果还是还给了中国。

    日本心里不平衡、耿耿于怀。到了19151月,过几个月就满100周年了。当时日本的大为内阁向中国总统袁世凯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答应21个条件,以此来解决所谓的历史悬案问题。什么历史悬案?我帮助你打下东北,我过去没有拿好处,现在我要了。21个条件的主要内容:允许日本在内蒙古和东北移民,聘请日本人作为军事、经济、财政的顾问,要中日合办军警兵工厂,尤其是中国要聘请日本人作为军事顾问,还有铁路、矿藏采集等。袁世凯拿到21个条件之后觉得非常愤怒,他觉得这个要求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要求,怎么能够对中国拿出来呢?但是又没有办法拒绝,因为这是日本人的最后通牒,如果中国人不答应,日本就马上出兵了,当时中国的陆军人数大概只有几万人,根本抵挡不了日本的军队。这样的情况下,袁世凯不得不接受《二十一条》,扣掉其中大概几条,最后剩下16条。对中国来说这是耻辱,但是对政府来说这是不得以的做法。

    《二十一条》这个事情的出现,使日本原来的两大对华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巧妙的重叠在一起,所谓的泛亚西亚主义、所谓帮助中国现代化,《二十一条》就是帮助中国现代化,一起开矿等,又满足了泛亚西亚主义那些人的观点。另外一方面,《二十一条》又带有咄咄逼人的侵略性,又满足了所谓扩张主义者的愿望。扩张主义者和所谓的泛亚西亚主义者重叠在一起,有一点我始终弄不懂,我到后来才弄清楚,就是那些侵华的头面人物,冈村宁次,南京大屠杀的一个主要负责人松岗洋佑,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他们都在关进监狱之后说“我对中国是友好的、我热爱中国人民”。很奇谈怪论,其实这就是泛亚西亚主义和扩张主义混在一起了,对中国进行这样一种压迫,通过加压迫的方式来满足日本的愿望,同时借此表达他们所谓要对中国现代化做贡献,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二十一条》的公布是激起中国强烈民族的开始,也就是100年前的现在,才是中国强烈的排日主义、抗日情绪发展的起点。在这之前中国人对日本人没有很大的仇恨感,尽管甲午战争发生了,甲午战争有一个时期后来双方的关系又好起来。日本人在《二十一条》之后开始逐渐后悔,他没有想到中国人的反应如此强烈,于是日本政府换届,新上来的是一个文官政府,文官政府又是日本的温和派,提出我们不能逼中国太甚,逼中国太甚,一旦中国强大起来,日本就会成为中国最大的仇人,逼中国太甚反而会失去太多的东西,认为应该帮助中国现代化,向中国表达各种友好态度。于是出现了西原借款,由西原财政部长给了中国无条件的贷款,但是这个贷款是给中国政府的,当时中国政府是段祺瑞政府。段祺瑞政府拿到贷款之后,孙中山不高兴了,凭什么你拿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认为西原借款是支持段祺瑞的一个侵略行为,其实这是日本一个友好的行为,但是这绝对不能够被中国人所理解,因为中国人受你欺负太深了。西原贷款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崛起。

    与此同时,北伐开始出现。19266月的北伐,以苏联的武器为基础,有苏联顾问,而苏联又恰恰希望用北伐来高扬中国民族主义的旗帜,以此排除日本势力。北伐的民族主义又具有非常强烈的进攻性,北伐军到了南京之后,就对南京的一些平民进行了屠杀,这就是所谓的南京事件。当然,除了日本人之外,也杀了一些英国人,后来根据调查说是有苏联人的帮助、有苏联人的指示,所以将李富春也给抓起来了,因为李富春是南京事件中非常头面的人物。不管怎样,这件事对日本人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从那个时候开始情况发生了非常复杂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主义受到《二十一条》的刺激而逐渐崛起,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的北伐军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而且这个民族主义具有高调性,后面还有苏联人的支持,这样就对日本构成巨大的刺激,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受到刺激,认为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受到以北伐为代表的北伐军的威胁,后面还有苏联人的支持,不断强化他们的反抗、对中国那种强烈的进攻性。中国高调的民族主义又觉得我们已经是统一的中国,吞一口水就可以把你淹死掉,这是一种高调的虚骄的民族主义。虚骄、高调的中国民族主义,和日本恶性膨胀的军国主义,相互之间发生碰撞,而且是恶性循环,进入到一个漩涡,所以下面我要谈“九一八事件”。

    “九一八事件”说到底是两种民族主义相互碰撞的结果、是矛盾激化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应该说不是一定会发生、必然会发生的,如果处理得好,如果是理性地处理解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处理不好出现了“九一八事变”,后果比原来想象的还要严重的多。“九一八事变”怎么产生的呢?《二十一条》之后日本人可以自由在东北移民,在东北的日本移民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日本就在想怎么将东北拿到自己的手里,看来是很困难,因为国际环境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北又是那么好的地方,他们不肯舍弃,东北的土地那么大、那么肥沃。田中首相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在战争之外的柔性。田中首相觉得你张作霖不就是东北王吗,现在张作霖不是反对蒋介石吗,只要你继续反对蒋介石,不参加中华民国,我就和你单独进行私下的协定,帮助你进行现代化,让东北发展成为中国的样板,同时我们日本也分享到你们现代化的好处。通过移民、通过各种方法,让二者之间联合起来,最后的结果也就使日本和东北连在一片了。他的想法就是这样的,不经过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历史往往取决于个人,在历史关键时候,个人的选择怎样,往往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变化。张作霖恰恰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他是一个土大王,他曾经在接待英国记者时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那时张作霖还是东北王,处于二十年代初期,他说,“我老张没有其他的本事,但是不让那些狗钻过篱笆到中国来,这点本事我还是有的”。张作霖公开说了这个话,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而张作霖同时又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他不像后来的张学良,始终防范日本,使日本人不得不进行克制。比如张作霖和郭松林打了一仗,郭松林差点将张作霖打败,在关键时日本人帮助了张作霖。张作霖赢了这场战争之后,日本人就当然想要好处了,日本当时关东军的领袖、头面人物找到张作霖,意思是说:你应该和我们签订比较好的条约,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你猜张作霖怎么样?他当天晚上就到银行开出一张50万元的支票给了日本人,非常谦逊地给了日本人,“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你对我是大恩大德,我无以相报,我只能给你这个钱,其他事情免谈”。日本人气的不得了,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张作霖就有这个本事,张学良和他相比是小儿科,千万别把张学良看得多了不起,对张学良我后来想来想去,他有一点像什么人呢?像我们隔壁国家现在的一个人。

    张作霖在国内采取不断排日行动,因为他觉得《二十一条》对中国的侵略太大了,在排日的过程中还采取了一个新的做法,在南满铁路的旁边又造了一条平行铁路,将日本人的生意都抢掉了,日本人好不容易死了那么多人,得到了25年租借权的铁路,最后这条铁路都要废掉了,所以日本人更加不满。炸死张作霖的那个军官,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事后回国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我如何杀死张作霖、我为什么会杀死张作霖。这篇文章是这么介绍的,他说“我到了关东军之后,发现关东军到东北之后的环境发生变化,日本人处于恐怖当中,日本人的身家性命都觉得没有安全感。在这样的情况下,张作霖军队的残兵败将还不断从关内进入东北,这些残兵败将万一和我们打起来,杀伤抢掠起来,我们拿他们一点也没有办法,所以我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要收拾张作霖,只有将这个人干掉,让东北乱起来,我们关东军才有机会。

    于是关东军这一批人,在完全没有天皇指示、没有日本军部指示、没有日本所谓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单独干出了这件事情,将张作霖杀掉了。从他个人的理性和智慧来说,河本大作可以认为自己是聪明人,将这个最聪明的人干掉了以后,东北一旦大乱,日本人就有很多机会来瓜分东北。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张作霖死了之后,张学良稳稳妥妥将东北王的这个位置接下来了,这是日本人没有想到的。而且事情也太巧了,你们听了之后可能都不能理解,河本大作炸张作霖的火车,上面有400多人,但是炸死的就是2个人,一个是张作霖,一个是黑龙江的总督。张学良到晚年90多岁时,他说我实在不理解怎么会这么巧,拿机关枪在几百人当中进行扫射可能都没有那么准,就是那么2个人死了,其他人一个都没有死。所以,老天有时候对中国也不厚道,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死了,张作霖那个时候真是不该死,他死了之后张学良上台,张学良是什么人呢?我在这里要给大家介绍,根据我阅读那么多的材料,我要把我对他的感受告诉大家。

    张学良当时只有28岁,按照他的人生经历和经验,他大概是一个排长级的干部,连长级干部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年龄,但是他却成为东北王,成为东北的总司令。这个人是一个纨绔子弟,不读书、不看报、抽鸦片、逛窑子,专门玩女人,而且要挑部下的女人玩。他自己晚年说我玩了我13个部下的女人,就是这么一个家伙。当然我现在说的不是后来的张学良,张学良后来是改邪归正了,但是当上东北王时的张学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张学良的个性又非常冲动,好的方面来说这个人讲义气,坏的方面来说这个人缺乏理性约束能力,尤其又是一个纨绔子弟,常常会刚愎自用。张学良将自己父亲两个最重要的顾问,杨宇霆和另外一个人全部杀掉了,而这两个顾问又有长期和日本人打交道的经验,这两个人再也不能为他提出聪明的建议了。张学良还将整个东北加入到中华民国,这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北伐打到了北京,而北伐军没有办法打到东北去,东北这个时候正好遇上张作霖事件,张学良将整个东北加入到中华民国,所以他成为中华民国的大功臣,蒋介石封他是中华民国的副总司令,劳苦功高。日本人没有想到自己炸死张作霖之后会有这样的后果,后悔不及,但是来不及了。接下来张学良对日本采取了比张作霖更加激进的反日排日政策,不留余地,甚至是达到极端的地步,包括日本在东北的移民,有三千多个向日本军政府提出申诉案件、申诉要求,一概也不处理,这样的事情不断发酵,引起日本人的不满。后来传到日本国内,日本国内也觉得张学良这么干实在是欺人太甚。但是张学良说我有杀父之仇,你日本是我的世仇,我当然要这么做,我不这么做我还是儿子吗?他就是这么一个心情,所以他的动作非常之大。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事件。

    与此同时,雪上加霜的是国民党1928年统一中国之后,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鼓吹自己的革命外交,什么叫革命外交啊?就是中国站起来了,中国不再是奴隶了,中国要将所有不平等条约在短时间内都无条件的废除,外国人的好处一概不留,如果谁不同意,我宁愿全世界和中国宣战,我也要和他干,中国人也愿意承担一切后果。这个革命外交,英国人也让了,英国确实是老大帝国,开始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力量了,开始逐渐地软弱下来。但是日本觉得自己受不了,10万人就这么死了,就没有了吗?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关东军想独占东北的军事图谋。正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那就中村大尉事件,在座各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件,但是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一根导火线,是一根重大事件的导火线。

    中村大尉是日本派到中国的一个间谍,他到了蒙古和外蒙古之间的交界视察地形,目的是将来日本和苏联发生战争时,可以在地图方面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他是想做这样的一件事。他雇佣了两个马夫,一个导游,一个白俄的翻译,总共是七个人。结果被中国的农垦部队,也相当于我们新疆建设兵团这样的军队,在东北的农垦部队把他们抓住了,营长把他们抓住了,团长就把这七个人全部杀掉,一个不留。按理说应该交给张学良,交给东北的军政府,大家知道外交无小事。把这些人杀掉之后,他们认为这是爱国行动,他们的理由很充足,因为他已经探听到中国的军事机密了,把他放掉的话,他将军事机密带回到日本,那他不就是成功了吗?“天不知地不知,人不知鬼不知”,干脆将他杀掉,这样谁也不知道。但是总有漏洞啊,他将这7个人,老实说其中6个人很冤枉,马夫、翻译、白俄导游等这些都是没有罪的,一起杀掉了并焚尸灭迹,扔到了松花江里。没有想到日本派人亲自到松花江侦探,最后甚至将中村大尉的手表都从旧货店里找出来了,然后将所有的证据摊在中国政府的面前,让你不得不承认是我们将他杀掉了。

    这件事传到日本国内,日本民愤大增,认为中国完全不讲道理,简直是野蛮人。于是后来日本人侵华时,他们打的口号是什么呢?不是说“三个月灭亡中国”,这是国民党抗战的宣传口号,日本人从来没有说三个月灭亡中国,三个月打败中国是说过的。日本人的口号是什么呢?“膺惩暴虐中国”,理由就是这些,说“不断发生这些事件,大大调动了日本老百姓对军国主义的同情”,所以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内有强大的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而这个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恰恰是和中国激进的高调的民族主义互动的结果,于是,没有想到东北“九一八事变”变法之后,当时东北张学良有20万军队,统统撤回到关内、撤回到北京,一枪也没有放。到张学良90多岁时,有记者问张学良为什么当时不打一仗呢,让日本吃一点苦头,多多少少也能够让日本的文官政府和温和派有说话的理由。这位当年只有28岁的小青年怎么说,“我没有想到他们那么坏”,他就是这个水平,而且他非常老实的告诉大家,当时撤回关内不是蒋介石的主意,蒋介石当时已经下野,当时在位的是行政院的孙科,他也没有请示过孙科,张学良就自作主张将军队撤了回来。所以这个帐也不能计在蒋介石的头上,说蒋介石卖国什么的,蒋介石没有卖国,他不在位。

    发生这个事件,反过来日本人风险极小、收益极大、得益极高,大大刺激了膨胀的军国主义口味,我以为你还会跟我打一仗,你连打仗的勇气都没有,就那么弱小。日本这么苦的地方、这么小一块的地方,挤了这么多人,你们中国这么大的地方,为什么我不来占领?大大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一方面日本人觉得中国人好欺负,他有得寸进尺的愿望,日本扩张主义者得势了。另外一个方面,中国政府开始头脑清醒,王正廷下野了,上台的宋子文这些人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力量确实很软弱,原来太狂热了。蒋介石采取的政策,用我的话来说是内敛的国防政策,对外不声张,拼命进行现代化建设,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将失去的东北夺回来。不能声张,因为声张了之后日本会准备,他只能偷偷做这件事。

    从“九一八”,1931年的918开始,到1936年西安事变,一直到七七事变,短短这段时间内,他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们作为一个后人应该客观来说这些事。1935年中国已经开始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力量,所以和德国建立了军事合作关系,德国从1935年开始每年为中国培养20个机械化师,每个师大约一万多人,20个师就是20万人,如果5年就是100万机械化师的部队了。大家从图片上可以看到中国军队戴着德式钢盔,这就是张自忠的77师、78师,是想通过这样的努力逐渐强大起来,在1935年的时候已经为未来的抗战做了相当大的工作,蒋介石是内敛的国防政策。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日本,日本在军方产生了两大派,一派是扩张主义派,认为中国好欺负,不断地欺负就可以拿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在满洲国与中国的中华民国之间形成一个非军事区,这个非军事区的面积扩大的越大越好,这些扩张派认为日本未来的第一假想敌是苏联,将来苏联和日本之间必有一仗,所以这个非军事区的面积越大越好,使得日本、满洲国有一个安全的后方。但是另一派是不扩大派,包括现在的石原慎太郎的祖父石原莞尔。石原莞尔是东北军的灵魂,也是“九一八”的灵魂,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变成了相对的温和派,他认为日本拿到的东西已经太多了,不要再刺激中国了,要对中国表示更多的友好,所以我们不要再侵略更多的地方,我们要对中国表示更多的善意,只有这样,将来日本和苏联打仗时,中国人才不会在后面对我们两面夹攻,他是这么一个想法。但是扩大主义者认为“你这完全是天真的幻想,我们拿到这么大一块土地,他们会对我们友好吗?不可能,这是做梦,所以要么不得罪,要么就得罪到底”。他们主张要不断地蚕食中国,这就是后来所谓热河战争、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不断地刺激中国,而中国人的容忍程度、忍耐心到达了极点,于是发生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因为当时的张学良认为蒋介石不抗日,所以我要发动西安事变抗争。张学良抓住了蒋介石,并且从蒋介石随身所带的日记中阅读到了蒋介石有一个长远的抗战计划,他后悔了,觉得不应该抓蒋介石、抓错了,想放已经来不及了,已经造成了声势。西安事变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对日抗争的强烈愿望,这是事实。

    下面我想谈七七事变,也就是193777如何变成了一次全面战争,前面是局部战争,日本是得寸进尺地一步步扩大,中国人不断地忍让,但是不管怎么样,没有发生全面战争,七七事变是一个偶发事件,是一个擦枪走火,当时双方都认识到是误会,然后坐下来谈判,最后中国表示道歉,这个事情就算了。没有想到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者认为获得了一次向中国进一步得寸进尺的机会,准备派三个师团从横滨,本来这些人马上就要退伍了,但是你们不要退伍了,要干这样一件事,最多一个月,干好了你们再退伍也来得及,就将这些人运到了天津。干什么事情呢?就想对中国进一步的威吓,占领北京和天津,也就是将永定河以东的地区,北京和天津都在永定河以东,永定河以东地区变成非军事区。

    非军事区的特点是主权虽然是中国的,但是中国的主力部队不能在这里驻军,只能有地方部队,或者是有一点保安部队,日本的目的是希望将来和苏联战争时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大后方,当时日本在根本上没有想到全面进攻中国。在二次大战之后,日本军部有一个军官堀场一雄写了一本书《对华战争指导史》,里面特别提到七七事变三个师团进入中国时,他说三个师团,包括三个师团的人以及军部所有参谋、军部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想到全面战争将因为这个行动而爆发,也就是说当时没有全面进攻中国的计划,就是想得寸进尺获得一点东西,认为中国的容忍还没有到极限,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想到这会引发战争的全面爆发。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战争往往是超乎人们的想象。怎么会变成全面战争呢?当时正好蒋介石在庐山开会,庐山召集到民间人士,大家义愤填膺要抗日。蒋介石当时处于两难状态,如果真的打中国没有做好准备,当时的军政部长徐永昌甚至说过,哪怕真的要打,起码也要半年以后中国的炮位才能到位。但是另外一方面,蒋介石觉得国内的压力很大,西安事变之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他不抗日就有一种卖国的嫌疑。当时胡适就劝他无论如何不能打,一败中国会一败涂地,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我们要壮士断腕,宁愿表面上承认东北的独立也不能打这一仗,因为现在经不起。胡适已经说到这个程度,但是蒋介石决心已定,一定要打,他并不是希望发动全面战争,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武力表示强大,使日本人保持某种退让。于是蒋介石派了汤恩伯的主力部队沿着京汉铁路向天津进发,这不过是一个示威的行动,这个时候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这就是陈诚。

    陈诚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做了一个重大的误判,陈诚认为日本已经全面进攻中国了,日本进攻中国的最佳路线就是沿着平汉铁路从北京一直打到武汉,如果日本打到武汉,那么中国就亡国了,因为中国的重型机器和军工厂全部在长江沿线,在沿海地区,根本来不及运到内地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日本要全面进攻中国,而且这是进攻武汉的最佳路线,所以我们要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将日本的主力部队吸引到上海来,然后逐渐的向西部退过来,用地域来争取时间,使我们的军队和军工厂能够搬到后方来,这样就可以长期坚持抗战。陈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但是这绝对是错误的,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看了大量的材料可以知道日本人根本没有全面进攻中国的计划,由于第一个误判认为日本有全面进攻中国的计划,第二个误判认为日本会从东北、从北京一直打下来,于是在上海开辟了第二战场。日本人没有准备在上海打仗,日本人在上海的所有军队加起来只有二三千人,中国一下将87师、88师这样的重型机械化部队——二三万人去打几千人当然就好打了,所以开始几天打得很顺利,蒋介石高兴地跳了起来,将他们赶到海里去。而且陈诚还有一个误判,他大大低估了日本的战斗力,甚至在陈诚的回忆录里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给蒋介石的建议,“在华北战场上消灭它几个师,太平了”。要知道日本部队的作战能力比他强多少倍,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冈村宁次回国之后写的,他说根据自己八年和中国作战的经验,一个日本兵的作战能力相当于四个中央军,相当于八个地方部队。这与白崇禧的估计是一样的,也和李宗仁到晚年的估计一样,就是这样的情况,一个师相当于四个师,八个中国师对付一个日本师,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现在他要那么轻松的消灭日本的两个师,可见他当时是多么的幼稚,居然就这么发生了,于是就在上海打仗。

    上海的情况好景不长,一个星期,接下来日本的优势发挥了,因为日本恰恰是海军、陆军、空军,能够在沿海的平原地带取得优势的最好机会。大家知道,沿海地区中国上海的吴淞口一带,又是平原地区,沿海海军可以进来,陆军也可以进来,空军可以非常容易的联合作战,所以中国军队吃不消了,不断的将军队增加,最多增加到70万人。日本为了抵抗中国,也增加到30万人。日本30万人对付70万中国军队绰绰有余,接下来中国军队又犯了一个大错误,这又是陈诚犯的,包括蒋介石也有问题。日本一个军团从青岛乘军舰从杭州湾登陆,大家看地图就可以知道,上面是吴淞口,下面是金山卫,就在杭州湾的边上。而当时守卫金山卫的军队只有2个营,原来就是一个三流的师,这个师也弄到前线去打仗了,只有2个营。为什么犯那么大的错误?是因为陈诚认为日本人不可能在这里登陆,因为那里是芦苇堆。芦苇堆当然是不能登陆,但是人家可以用小船啊,他没有想到。

    结果日本的吴淞口军队和金山卫军队,两股军队拦腰将中国军队要切断,这种可能性马上要发生了。沪杭铁路、沪宁铁路一旦被切断,中国70万军队就有可能被完全包围在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于是军队准备要撤离。蒋介石又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居然让军队再坚持三天到五天,因为布鲁塞尔比利时将召开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他可能要发表一个对日的谴责声明,要等到这个声明发表之后再退。这三天最宝贵的黄金撤退时间错过了,军心大乱,不得不撤退的时候由于军部的司令到连部又花了三天时间,过了那么长的时间,中国几十万军队不得不沿着南翔到嘉定的小路上,几十万军队挤在上面,还有很多逃难的老百姓。日本人发现了这些人,用飞机来来回回地轰炸,活活炸死了30万人,中国大部分优秀军队都在这里炸死,造成南京大屠杀一个非常大的契机,这是由于中国军队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这是非常不幸的,也就是说在南京大屠杀中那些非常柔弱,像羊一样软弱的军人,往往在上海战役中是非常勇敢的军人,但是就是由于这样的轰炸使士气完全丧失,到南京之后根本无法守城,更何况是唐生智将所有的船都统统烧掉,来一个背水一战,这也是一个荒唐的教条主义,城都守不住了,到最后就变成了这么一个结果。

    陈诚的误判,如果日本真的有全面进攻中国的计划,那么南京拿下之后,日本军队从南京直接下武汉,这是最好的办法,沿途你根本无法守住。日本人没有这么做,因为日本没有全面进攻中国的计划。等到日本拿下南京之后并没有到武汉,相反往北走了——去打台儿庄。台儿庄的中国军队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这是日本的一个低级错误,因为日本没有总指挥,它没有全面进攻中国的计划,当然就没有总指挥了,都是分头指挥的,所以最后就乱套了。有一次军队就孤军深入到台儿庄一带,正好被中国14万大军保卫,14万大军消灭一万多日军也差不多。更何况我们当时的一个杂牌军——30军超常发挥,这是一支很弱的军队,冯玉祥的军队,但是超常发挥,就是打的好,汤恩伯的主力部队进入之后将日军包围起来,但是最后还是让主力逃掉了,也就是日军的第6师逃走了,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蒋介石又犯了一个大错误,认为中国赢了,然后将中国大量的军队,30万大军派到了徐州,想在徐州和日本人决一死战。当时白崇禧和李宗仁及时发现了这个巨大的错误,他们告诉蒋介石“日本人的口袋已经伸好了,日本人的30万大军已经做好这个口袋,你只要进去,只要来一个合围,徐州战役将是长平战役的现代版”。好在那个时候蒋介石突然醒悟了,将军队连夜撤出来,日本先头部队只能在门缝里看到中国军队一个一个走掉,这样才打武汉。等到日本将武汉打下来,全面战争已经进入,不是全面战争也变成了全面战争,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接下来从武汉开始,中国进入了抗战最困难的阶段,中国差一点要参与德意同盟,只有一个人反对,这就是蒋介石,他觉得应该依靠美国,参加德意同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德国和中国的关系很好,大家都想参加德意同盟,想通过德国的关系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达到和解。蒋介石一个人反对,到最后日本人犯了两个低级错误,别看日本那些军人很高智商,但是犯起错误来,现在看来也特别低级。首先日本人为了避免和美国作战,他参加了德意同盟,觉得德国和意大利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军事国家,日本也是最强大的军事国家,他还有一个错误判断,认为“苏联今后甚至也会参加,这样四个大国参与的军事同盟,那么你美国就不会干我了,更何况美国当时只有29万军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但是美国就认为你参与了德意同盟,你就是我的敌人,美国的头号敌人是德国,德国如果在欧洲取得胜利,美国就等于说没有生机了,美国是无法脱离欧洲的,德国如果在欧洲取得胜利的话,美国就完蛋了,所以美国一定要打德国,你参加了德意同盟,那么你就是我美国的敌人。于是这样,美国的天平慢慢偏向中国,原来美国是中立的。

    接下来日本犯了第二个错误,为了避免将来日本和美国翻脸,因为美国有大量的石油供给给日本,日本本国一年产的石油在日常环境中只能供本国使用一个半月,其他时间要使用的石油都要靠美国输送。为什么日本不向中东购买呢?因为当时中东的石油还没有被发现,好在中国大庆油田当时也没有被发现,否则也不会有什么珍珠港事变了。日本为了避免将来没有石油可用,所以它要想办法将印度尼西亚的石油拿到手,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殖民地,所以日本首先占领了越南的金兰湾,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打败了,我占领金兰湾,你也拿我没有办法,我不是打你美国啊。打了金兰湾,于是想从这里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我是不会碰的。但是美国就认为你到了金兰湾,你就会对我的殖民地菲律宾构成威胁,所以它要积极的帮助中国了,原来美国是中立的,现在开始站到中国一边了。美国人这个时候就成了中国的恩人,我们千万不要忘恩负义,从历史学者的角度,我非常诚恳的告诉大家,美国当时是中国真正的恩人。

    美国向日本人提出了条件,如果你不满足我以下两个条件,我就不再供给你石油,那就意味着日本人无法再打仗下去。日本人很想知道什么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从中国撤军,日本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已经答应撤军,从华南、华东,一直到华中地区全部撤走,甚至华北都撤走,只剩下东北地区,因为日本不想与美国打仗。但是美国不同意,要撤军,满洲国也要撤掉,因为按照《华盛顿公约》,这一块是中国的土地,你必须要从中国撤军,你不撤军的话我就不供给你石油。美国是不是想和日本打仗呢?也不想,当时美国人并没有做好与日本打仗的准备,刚才我也说过了,美国军队加起来只有29万人,它一共4个师,其中2个师编制不满,全国的军演从来没有进行过,它居然敢开这样的狮子口,对日本提出这么大的要求。

    日本到最后,百般无奈提出了两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两年中撤离90%的日本军队,只有少数军队留在中国,防止共产主义。东北这个地方我不能放弃,因为我死了太多的人,我如果放弃的话,老百姓要造反,我难以向老百姓交代,所以希望体谅这一步。罗斯福不同意,日本人就有了珍珠港事变。罗斯福都没有意识到会发生珍珠港事变,罗斯福后来给美国驻日本公使格鲁写电报,我看过格鲁的日记,写得非常清楚,当时在最后通牒谈判破裂之后的那一天里,罗斯福写了一封电报给格鲁,说估计日本人会在菲律宾的沿海做一些小动作,他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日本的军队已经起飞了,可见他是中国的恩人,同时他在军事上又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根本没有想到与日本人打仗,但是他如此提出对日本的要求,日本人无法接受,他已经将日本的喉咙卡住了,他以为只是卡住了日本人的小指甲。好在是太平洋战争,美国胜利了,如果太平洋战争日本胜利了,罗斯福就是美国人的罪人,这就是历史的事实。

    等到太平洋战争开始的第四年。1944年,日本军队轻而易举已经打到了贵州的独山地区,独山离贵州只有100公里,而贵州离重庆就有一条铁路,贵州到重庆之间中国几乎没有任何防守的军队。我在台湾买了一大批的台湾军政人员回忆录——6麻袋,在台湾大学的一个地下室里。这个书是台湾大学生不愿意看的,台湾学生对这个不感兴趣。那个老板是一个艺术家式的人物,说这些书终于有它的主人了,这些人过去从来没有人看过,只有一个日本的藏书家,还有一个台湾的大学教授。这些书你拿去太好了,我半价卖给你。我把所有的钱给了他,回到上海时只有一瓶矿泉水的钱了,如果这个钱没有的话我要讨饭回来了。6麻袋,好在都是托运回上海的。我看了这些书,书中关于回忆独山战役,中国的将领说当时在这个地方是根本没有军队的,也就是说日本人几乎非常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将重庆灭掉,这是1944年底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灭掉呢?是因为冈村宁次要带领十几万军队打中国重庆之前请示日本军部时,日本军部反对他去打中国重庆,因为美国已经准备在日本登陆了,或者说已经打到了中国的沿海地区,可能在中国的温州地区登陆,所以远水解不了近火,你还是赶紧回来救我们这里吧,所以重庆才没有打下来。战后维特曼碰到了冈村宁次,冈村宁次说我差一点打到了重庆,维特曼说你打进去的话,我估计中国也就亡国了,因为中国大量优秀军队还在缅甸和印度受训,但是要    将在缅甸的军队运到重庆前线来,按照美国的运输能力只能运2个师,而2个师无法抵抗你的力量。当然亡国我们也会继续抗战,但是不管怎样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好在是因为太平洋战争胜利,中国也陪着一起胜利了。日本人战后写了一本书,原话是这样说的,“中国人差一点失败了,突然胜利了”。我们听了之后好像有一点不知道什么滋味,但是客观情况就是如此,我说的是真实的历史,是120万字的文字读书日记为基础的。

    中日战争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觉得有两点启示。第一,弱国的、高调的、虚骄的民族主义,与膨胀的军国主义的互动,恰恰是中日战争发生的一个基本前提。弱国非常容易产生高调,因为一个弱国、一个大国,曾经在历史上有巨大的荣光,有强烈的自尊心,但是却被日本打败了,深深的屈辱感和历史的悲情,一旦统一就会产生虚幻的大国感觉,小国不会有这种感觉的,比如说越南,或者更小的柬埔寨,它再怎么样也是很谦虚的,再统一也很谦虚,统一也就是那么一块地方,有什么好骄傲的。而中国不得了,中国13亿人,一人吞一口水就可以将你日本淹死了,这就是虚骄啊,虚骄的民族主义非常可怕,中国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虚骄。我记得几年之前有一位伟大的名嘴,名字我不说了,一说大家都知道,他说日本有什么了不起啊,半个小时就灭了你。这意味着什么啊?什么东西可以半小时将日本灭掉?你们自己猜嘛,这就是虚骄。还有一位军人,在某一次会议上我亲耳听到这个说法,大概是一个会议上一个日本的公使和中国的几个强硬派人士坐在一起,讨论中日关系,日本人辩护自己,说自己国家安全法和军国主义没有什么关系等,我们就一个一个对他进行反驳,其中一个就说道,“你们日本要和中国干,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因为每一个人五分钟,所以这个人讲完了他不能再讲了,那么第二个说,你们日本人开了第一枪就没有开第二枪的资格,当然这也是对的,我们绝对不允许他这么做。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国家刚刚统一强大起来,我们特别要谦虚谨慎,如果不谦虚谨慎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犯历史上的错误,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国,长期受到屈辱感,有一种被压抑的情怀要疏解,一旦我们强大起来以后,我们往往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要特别警惕的地方。而且日本膨胀的军国主义,又和国内的各种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和反资本主义的情结结合在一起,最后就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日本的民众其实也有相当大程度是不成熟的,作为一个个人来说,日本民众也有很多很优秀的品质,但是往往是在一个群体的环境中。在一个广场效应中,军国主义的东西会对他们产生传染性的作用,这也是事实。日本老百姓真正认识到军国主义的罪恶,真正认识到要反思战争,是在1944年的312这一天,因为这一天美国大量的B56轰炸机对日本东京进行了全面汽油弹的轰炸,几百吨的燃烧弹在日本东京烧起来,一天死了87000人,东京的河水都被烧开,这时日本老百姓才意识到战争的可怕。

    另一个方面,轻敌是人类理性有限性的体现。战争往往是双方最聪明的人、智商最高的人,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是最有理性的人,却由于他们的理性行为形成了相互之间的碰撞,最后爆发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战争。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以为发三个师团过来稍微打一下中国,中国就会屈服了,这是日本人的弱智,他没有想到西安事变之后,中国人的容忍已经到了极点,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例子,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吸收的历史教训。

   

   

    下面我说第三点,当代中日关系的反思。

    首先我想说的是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发生了巨大、重大的变化。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日本要侵略中国的这些要素已经大大衰减下来,首先日本已经在政治上民主化,军部的势力已经被清除,军国主义的毒牙已经被拔除,所谓的军国主义就是以军事组织为中心的一种社会结构。其次,日本经过了土地改革,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农村、农民对城市的仇恨,这种东西也是军国主义非常重要的源头,现在也被逐渐地消解掉。第三,日本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转型,日本的经济已经起飞,中产阶级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社会主体。日本在经济上的各种需求,通过商品的交换完全能够得到满足,资源不需要通过掠夺,只要通过贸易就可以获得。原来一个农业国家的时候,每年有一百多万所谓的多余人口没有办法安置,所以对外部的土地有强烈的贪婪愿望,而这个因素随着日本的现代化已经不存在了。第四,世界的全球化已经使得日本无需通过扩大生存空间来实现国家所谓的自存和富强,日本可以通过投资、贸易向全球进行经济输出,也提供了便利,这些因素客观上都是存在的。第五,日本已经成为法治国家,70%的日本人反对修改和平宪法,这是一个基本的数据,包括最近的统计,日本65%的人希望两党轮替,不希望安倍一家独大,希望今后还有人来取代安倍,对安倍长期执政他们是不同意的。包括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客观上也有两面性,在冷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使日本成为美国的马前卒,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控制,相当大程度上起到了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抑制作用。总体来说,我觉得日本人在战后国民性格的变化,在历史上可以和蒙古人的变化相比较。大家知道,十三世纪的蒙古人是一个成吉思汗时期的民族,和现在的蒙古人已经有相当的区别,十三世纪的蒙古人接受喇嘛教之后,民族性格变得相当的平和,其实日本这个民族性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再加上最重要的原因,中国的强大。中国已经不是过去那么软弱可欺的,不可能再发生对中国那种意义的侵华战争。从这个意义来说,在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当中,日本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享受一个主权国家所应有的权力,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够将这种想成为正常国家的愿望看作是军国主义。所谓的军国主义就是以军事组织作为基础的,为战争形成的这么一种制度,以军事组织为政权中心,而其他的各种组织,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组织从属于军事组织这么一种结构,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现在的日本和军国主义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说到军国主义,我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到日本去,导游告诉我这些军车看到民用车是要让路的,我想如果军国主义的话绝对不可能会这样。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军费开支很高,这也是事实。日本的军费开支在几年之前是400亿美元,据说当时是世界第二。这里面有几个因素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一个是军费开支中45%是人头费,主要是发他们的薪水,军费开支中有19%是购买武器的,主要是以购买国内新产品的武器为主,而国内新产品的武器比国外产品的价格高3倍,实际上19%的军费开支来购买武器,数量是相当有限的,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些,不能简单将日本现在所做的一切看作是向军国主义的一种发展。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中国人在潜意识当中对日本人的心理,我想有一种惊弓之鸟的潜意识。长期以来,两次阻挡了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这对中国人来说当然是存在着相当深的疑虑。这么一种情况下,再加上我们对日本真实情况的介绍还是相当有限,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总认为日本的教科书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有没有这样的教科书呢?确实有。但是这样的教科书在日本中学的采用率只有千分之7,大部分日本中学教科书都谈到了日本的南京大屠杀,不但有着介绍,而且有文字说明。唯一不同的,他们不叫大屠杀,日文是叫南京大虐杀,有大量的图片,这是事实,但是中国有几个人知道呢?

    除此之外,正因为我们对日本有高度的不放心、高度的疑虑,所以对日本的客观介绍相对又比较少,一旦有一些介绍的文字往往会遭到很大的不理解。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多年以前我到日本去访问过,也参观了日本的靖国神社,是我在日本的一个朋友陪我去看的,神社里放着军国主义的电影,但是会场里大概只有几个老人在拍手。出了会场,到了靖国神社外面,看到那么多的青年人在享受着阳光下的生活,他们有的是在品尝小食,有的在娱乐,形成强烈的对比,于是我写下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转载在腾讯网上,我的意思是说日本的青年人已经和军国主义时代相差很远。没有想到在短短两个星期之内,这篇在腾讯网上登出来的文章居然达到了31万的点击量,有2000多个跟帖,其中85%的人骂我是汉奸,只有15%的人支持我。这2000多个跟帖我一个一个看下来,这15%支持我的人的理由是,他们到过日本,感觉和我一样。其中一个骂我最厉害的可爱愤青,他说,“萧某某,你有没有胆量将你的家庭地址公布出来,如果你公布出来,我不到家里将你的头砍下来,我跳楼给你看”。这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很大,原因是我们如惊弓之鸟,常常会杯弓蛇影。虽然过去那么长时间,我们始终对日本不放心。

    而在这种情况,由于我们对日本不放心,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的愿望,觉得受到了中国的阻碍,所以对中国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的导弹事件出来了,朝鲜在九十年代时,它的导弹就穿过日本的土地,导弹事件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日本有高度的不安全感,特别希望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来进行自卫,但是我们却认为他是军国主义,所以日本老百姓对中国不满的情绪开始越来越强大起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的右翼分子如鱼得水,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就不断地煽动老百姓,两国的关系开始越来越走向僵化状态。最后被日本人找到了机会,这就是钓鱼岛事件。东京都知事准备将钓鱼岛从岛民手里购买钓鱼岛,使之成为日本市政府的土地,然后想在岛上面建立所谓的各种建筑。当时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相对而言是一个温和派的人,对华相对比较友好,相对于那些右派来说。他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与其让东京都买下来,在上面造很多建筑来刺激中国,不如日本政府买下来,政府就可以让那一块地空着,这样的话中国可能不会受到刺激。但是他触犯了中国人非常重要的原则,当政府买下这一块土地就变成了主权问题,原来是主权模糊,在原则问题上中国不肯让步,于是中国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抗议。日本人感到不理解,因为他们经常将土地从政府手里卖给私人,私人手里卖给政府,买来卖去他们觉得很正常,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误操作,是一个低级错误,我们不能过份拔高,认为这是军国主义复活,或者认为是侵略中国土地。

    正因为这个情况出现了,矛盾越来越深,所以安倍这个右派分子上台了。安倍是一个保守派,但是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在2006年第一次成为首相时,第一个访问的国家恰恰是中国,那次他也没有去靖国神社,这次他上台之后也希望跟中国商量,说可以不去靖国神社,但是在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他就去靖国神社了,当然我们就要表示抗议,这个抗议的烈度很大,最后就形成了越来越强的对立局面。我们要表示强烈的抗议,但是被日本人却看作是对他们的一种威胁,日本人的行动反过来对中国人又产生强大的刺激,于是似乎又有一点回到“九一八”之前中国与日本之前的恶性互动,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日本的民族主义之间发生了一种抗争。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在历史当中吸收一些历史的教训。我们应该想象到人类的理性是有相当的局限性,我们总认为我们的所有做法都不会导致最大的战争,但是人类的理性常常有它的误区,这是有大量事实证明的。根据有些人的统计,历史上人类的战争55%,甚至60%都是双方不想打,但是由于互动过程中形成很多误区,最后不得不打了,我想这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中日关系未来无非就是几种可能性,一种是长期的冷战,这种长期冷战,也许是所有的选择中不算最坏的一种,因为冷战到最后也有可能出现热战,也有可能回到和平状态,但是最好不要发生流血事件。中日之间现在差不多什么都不缺了,就缺一场流血事件。一旦出现流血事件,深仇大恨就会被激活,这个被激活的深仇大恨要退也很难退回来,互相碰撞的结果,除了冷战之外无非就是以下几种可能性。一种是美国和日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就像是中国和美国联合起来曾经对付日本一样。第三次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最大区别就是美国有可能站在日本一边,而不是站在中国一边,出现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想打一个很粗的比方,就相当于一个8个月的孕妇和两个村霸打仗,一个是过去的村霸,一个是现在的村霸。我想比较理性的选择,是让这个孕妇将孩子安全地生下来,让这个孩子长大到18岁,和母亲一起来对付这两个人,那两个村霸大概到时年纪也大了。当然最好的可能是,这个18岁的儿子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教育,已经学到了最聪明的办法来处理和过去两个村霸的关系。我想这是一种可能性。

    另一种可能性,日本越来越脱离美国的干预,美国现在已经软弱了,居然无法干预乌克兰事件,也无法对付其他各种问题,它处于衰弱当中。日本受到乌克兰、克里米亚的刺激,也许觉得自己可以摆脱美国的干预,自行其是,日本的民族主义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被激活,处于假死状态的一些消极因素重新会复苏过来,这是一个互动的结果。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对中国未必是好事情,对所有的国家都不是好事情,因为核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虽然日本现在没有人要发展核武器,但是客观上日本人现在的核废料,根据专家的估计,可以造2000枚原子弹,这是中国专家的一个估计。日本现在的工业生产能力,它的汽车生产能力,只要拿出1/3来造飞机,就可以造1万架飞机了。日本用1/4的造船能力来造军舰的话,可以造400万吨的军舰。我想如果真的打仗,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当然日本离这种可能性还很遥远,不是说日本人真的准备这么干了,我想现在日本人真的这么想的未必很多,是极少数人,但是他们的少数人在迅速地增加。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日本的极右翼在东京都的选举中,去年的得票率是30万票,今年上升到60万票,这是参考消息给我们的数字。日本人私下里说了一句话,感谢中国人对我们的帮助,这是很刺激中国人的。那些日本右派认为中国说了那么多的话是刺激了他们,所以他们得到那么多的选票。我们有些强硬派就喜欢说那些很硬的话,几年前曾经有一位强硬派对美国人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美国动中国台湾的一根汗毛,我们不惜先发制人对美国进行核攻击,我们可以将西安以东划为核战争。这位姓朱的将军说过这样的话,所以有人问朱将军,请问您和您的家属是在西安以东还是西安以西,当然他的目的是为了表现我们的强硬,但是这个话在不断地刺激右派。而日本的右派从以前的30万票到60万票,虽然60万票并不是很大,因为东京都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情况大家看得很清楚,事实是这样。有人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足够的原子弹对付日本,日本在半个小时把它灭掉,但是日本在半小时之前将你三峡炸掉怎么样,当然这是说说而已了,谁也不会那么傻,我们是极而言之,在逻辑上进行推导、推断这件事。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做法是共建、重建理性的共识,像中国大陆对台湾这种成熟的关系一样。

    我们大陆对台湾的关系处理,这个成熟的过程也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现在是相当成熟了,现在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处理方式是相当的好,还算是可以的,虽然现在也有一些新的问题。我到台湾去过很多次,台湾觉得大陆对他们的处理方式还是不错的,尤其承认抗日战争是有两个战场。这是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的一次重要讲话,“抗日战争有两个重要的战场,一个是主战场,一个是游击战场,两个战场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台湾人非常感动,台湾国民党那些人很感动,他觉得大陆承认了他们的成绩,我想这个关系已经很成熟了。”但是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是不是也能够成熟?我想还需要一个过程。我只能说我们这个民族真正成熟起来要30年以后,克服这种杯弓蛇影、克服这种民族深层的惊弓之鸟心理,要30年的时间,真正的自信是那个时候。我只是希望在30年之前不要发生颠覆性的错误,因为我看过太多太多的历史,由于不经意的原因,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广大的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这是一个事实,我有一个学生,一个日本的留学生是我的学生,听了我一个学期的课,在快要结束时他和我一起合影,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用中文写的,这个学生已经30多岁了,中文写的非常好,他说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受军国主义狂热的影响,认为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后来他们是受到了池田大作的影响。池田大作是一个日本的思想家,池田大作告诉他们,“我们日本人是忘恩负义的,中国人对我们那么好,给了我们那么多优惠,让我们在文化发展方面受益于中国,但是我们却恩将仇报”。他说:“我的父亲和祖父觉醒了,原来是受军国主义洗脑的。当我的祖父和父亲临死时,他们都关照我,一定要为中国人的幸福作出努力。”他也谈到了对自己民族的反省,当然日本人各种各样的都有,有极端的右翼分子,也有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我想只有在双方的良性、理性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处理。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现场提问1:】深圳旅游学院同学的提问,根据你的研究和讲述,是否中日两次战争都是误解对方意图才爆发的?

    【萧功秦:】不能简单说是一种误解,但是应该说两次战争当中,我刚才已经说到一点,两种民族主义的碰撞,使得军国主义的势力和中国民族主义势力之间的碰撞越来越形成紧张的局势,而这种紧张的局势不断被军国主义所利用,这一点应该是基本的事实。当然也存在着一些误读,但是这在长期的历史中,我想主要是新兴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碰撞问题。

   

   

    【现场提问2:】珠海校区文学院同学的提问,听了你的讲座,和我以前听的、看到的历史书不一样,感觉你是试着给我们呈现真实的历史和改变后的日本。我有两个问题。你在台湾买的6麻袋资料花了多少钱?

    【萧功秦:】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有一本书大概只有40几页,买了我300多台币,但是我还是想买下来,因为它是军统特务的学习材料,所以觉得特别有价值,这是他们的学习文件,要收回去的。

    【现场提问2:】你是不是觉得中国在处理钓鱼岛事件上应该克制自己,绝不可以发生军事冲突?

    【萧功秦:】这个岛是一个荒岛,邓小平早就说过,我们未来的人应该比现在的人更聪明,他们应该想到比我们更聪明的办法,意思就是说:不应该为这个事情而消耗太多的精力,也应该看到日本人在钓鱼岛事情上,是野田佳彦的一个误操作。当然,也许我们认为它是日本的阴谋论,正好两个人唱双簧,一个人说我误操作一下,那么得到好处。客观上日本人确实制造了一个难题,让我们中国人不得不在原则问题上做一些表态,但是我想我们对他们的表示已经很明确,他们也知道我们强烈的不满,应该吸收教训,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谈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现场提问3:】珠海校区同学的问题。媒体报道说坊间传闻很多领导人欣赏你的政治观点,是否属实?

    【萧功秦:】我也听说了这么一个说法。多年以来,我一直主张中道理性,反对激进的左派,也反对激进的右派,我认为中国应该走自己的道理,在经验当中找出一条最适合中国的道路,我想这不光是我个人的愿望,也是大多数人的愿望。也许正是因为时代不断的进步,中道理性的想法和观念在这么一个社会当中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现场提问4:】珠海校区同学的提问,您曾经在采访中说过,如果慈禧太后不是那么快死掉,清王朝不会那么快灭亡。请问您如何评价慈禧太后在甲午战争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萧功秦:】如果慈禧太后不是那么早死的话,也许载沣就不会上台。载沣是极其缺乏能力的人,他是一个弱智的人。当清王朝这艘船在进入风险最大的时候,恰恰掌舵人是这么一个弱智的人,这是清王朝本身的不幸,同时也是中国的不幸,某种意义来说,慈禧太后如果在的话,也许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当然历史很难预设。甲午战争过程中,我刚才已经谈到了这一点,慈禧太后认为社会舆论太强大了,民族主义已经占据了话语权,如果自己不表现一种抗争的话,就可能失去大众对自己的拥护,所以她就跟着一起随潮流了,但是后来她很后悔。实际上我想这也是一个历史的教训,我觉得冷静更重要一些,只有冷静才能真正地处理问题。

   

   

    【现场提问5:】我是经济学院金融系的学生。现在日本社会中有很多艺术井盖,暨大今年也出现了一两个艺术井盖,但是今天早上很不幸被别人用黑色的漆涂掉了,我也是亲自目睹了这个情况,我也跑去问那个老伯“为什么,不好看吗”?他说:“好看吗?”然后说了很多话,可能现在也不方便说。面对这种问题上的差异,特别是国民素质上的差异,可能大部分会觉得现在中国整体的国民素质,比如说:一些不好的习惯和不好的个性,相对我们的邻国来说,可能相对比,我们好一些。请问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怎样向日本学习这种文化上的进步?

    【萧功秦:】这确实是很难用几句话来回答的问题,我深有体会。有一次访问日本的过程中,我的钥匙落在房间里了,所以我在楼下的时候,从外面进来,到楼下服务台,我就说钥匙是不是给我一把,因为我落在房间里了。他居然没有看我的护照,也没有问我的名字,头也不回就将钥匙给我了。我非常惊讶,他怎么那么信任我?我想这种对人的高度信任,是和他们文明的相当高程度是有关系的。据说曾经有一个国外的贼到了日本,这是导游亲口告诉我的,偷了500次没有被人发现,说明他们的防范意识极低。防范意识极低,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很高,这些都是事实。中国正好进入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是有两种原因造成现在道德的滑坡:一个是传统道德在革命时代已经被当做封建的东西给铲除掉了,所以中国无法通过传统的文化资源和道德资源来支撑我们过渡时期的道德。第二个因素是整个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人的观念的世俗化过程,也就是去除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个世俗化过程很大程度上往往有一个道德失范时期,很多国家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像英国十八世纪、美国十九世纪,但是中国的问题特别严重,严重的原因是我们49年建国之后,将那些传统的文化道德东西当做封建的东西铲除掉了,所以我们道德的资源相当的缺乏,所以我们过渡时期出现的困难要别人多一重,与传统道德的失范有关系,会有比较长的时间,我们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我更希望是在现在更多的发展公益组织、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的发育、发展,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间道德力量来支持现在国民道德体系的转变。

   

   

    【现场提问6:】您刚才提到中国人民可能需要30年的时间才会摆脱虚骄心态,请问这个心态与什么有关系呢?如果与传统文化有关系的话,清朝时中国人已经有那么多年的传统文化,那个时候为什么中国人就有那么虚骄的心态呢?前段时间我也看过一本书《不可思议的时代》,作者认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密切,所以任何一个小的问题、小的原因都可能引发更大的问题。但是我听完您的讲座觉得在过去的时代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任何一个小的问题都可能引发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小问题可能你根本就预测不到。您认为是新媒体导致的这个原因使量变到质变,还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萧功秦:】小事件变成大矛盾的一个导火索,这种现象在历史中太多了,但是总体来说有一个基本原因。但是历史的神秘性就在这里,你永远不可能对基本原因的预测,就认为它有必然性,往往一些小问题本身是作为一个因素,可能对这个事件发展的方向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这就是历史上的突变论。当一只狗走向越来越暴怒的状态时,它的舌头会越来越长。如果这时有偶然因素,如果是去抚摸它,这个狗可能马上就溜走了,如果你刺激它,可能它就会扑上来。抚摸或者刺激,这两个因素往往是很偶然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这个例子说明历史往往是偶发性的因素,使得非常紧张的状态可能出现完全不同方向的变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一些小原因的分析,  在小原因的看法上,在个人能够做选择的努力上,不希望成为大矛盾向坏的方面变化的小原因,而是成为大矛盾向好的方面变化的小原因。这个时候理性的作用,个人的理性作用,尤其是当政者的个人理性作用往往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比如说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在建国之后,他真的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那么也许中国的历史真的是完全重写,但是他没有走这一条道路,也许正是因为一个个人和社会之间有那么一个关系,所以历史特别具有神秘性,也特别具有魅力。自然科学能够预测,能够根据各种因素的预测得到一个肯定的结果,而历史永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们要理性,理性的作用就在这里,至少它能够支配我们个人的行为,使一个大问题在我们的理性引导下向好的方向发展,不要让狗来咬我们,而是让狗抚摸之后溜走,某种意义来说日本也是如此。

   

   

    【现场提问7:】教授您好,我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学的学生。关于日清战争、日中战争这两场战争中中国和日本双方的表述,完全出于执政合法性的表述。我们有一句话,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您怎么看待意识形态对于历史学研究和历史表述的影响?

    【萧功秦:】因为我们的革命非常需要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历史就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我们就必须要通过一种鼓动人民起来革命的方式来重新编撰历史,这就是为革命而写历史的这么一个动机所在。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理性的现代化时代。理性的重要性,对于我们处理问题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抛弃原来那种宣传史学对我们的影响。而历史最大的问题,和哲学、文学最大的不同,我想了20年终于想通了,历史的特点是所有的听众都是弱势群体。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理解了我的意思,所有的听众都是弱势群体,因为只有讲述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听众和讲述者之间的信息是极度不对称的。讲述者可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材料来陈述一个它所想表达思想的故事,并且将这个故事说成是历史,听众没有足够的信息,他只能听,所以注定是一个弱势群体。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一个讲述历史的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责任重大,你要骗读者太容易了。虽然现在有很多的信息,要比过去好多了,但是真正深入到一些历史复杂问题的时候,讲述者往往垄断了信息主导权,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觉得历史学者要有非常大的责任感。文学家不需要这样的责任感,因为你读一本《红与黑》,老师读了学生也能够读,老师说了一个观点,学生因为也读了同样的东西,掌握和你同样多的信息,完全可以和你对话。哲学也是如此,你看了康德我也看了康德,你看了黑格尔我也看了黑格尔,你说黑格尔是这样的观点我说黑格尔不是这样的观点,但是历史学不一样,这也是我们历史学者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要非常小心翼翼的对待历史的原因,因为一下子你很容易变成一个骗子。

   

   

    【现场提问8:】刚才同学提出的问题都比较温和,我想提出一个比较激进的问题。如果非要二选一的话,从您对中日的研究来看,中国和日本谁将更可能主导未来亚洲的发展?从国民性格或者发展潜力而言。

    【萧功秦:】中国,关键问题在于中国要有理性的成熟,否则的话就没有这个资格。我之所以说中国,是因为中国的体量、幅员、能力、资源远远超过了现在的日本,应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连日本人都认为,按理说,中国早就应该是主导了,但是只是因为中国实在太不争气,所以迫使我们日本这样一个东亚偏远小小邻居来担当了这样的工作,现在应该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此而产生大国虚骄的所谓民族主义,非常容易,我们中国最大的危险是我们虚骄的民族主义,就是有人所说的14亿人,每人吞一口痰就可以将日本人淹死。这个心态从甲午战争之前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消失过。当然我们很不幸,我们不像柬埔寨、越南这样谦虚,因为他们没有骄傲的本钱,我们有太多骄傲的本钱,这也是害了我们。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晚上的提问环节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萧功秦:】最后还是要说一句话,我是一家之言,你们还是要自己看书得到自己的看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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