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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整理】第269期:林毅夫——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级世界中重构发展援助新理念

2016年12月27日 浏览量: 评论(0) 来源: 发布者:

  【林毅夫:】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这是我第二次到暨南大学来,上一次是2014年,在暨南大学开留美经济学会,那次来我也讲了一本我的新书,从《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思考》。今天暨南大学110周年校庆,有幸到这儿来作为校庆的一部分,给大家分享校庆的喜悦,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向各位介绍一本我刚刚出的新书,这就是《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这是我和我过去世行的一位同事王燕博士合写的书。

为什么要超越发展援助呢?我想给各位解释一下。关于怎么超越,我想从我最近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过去的发展援助为什么不成功,未来的发展援助应该往哪一个方向走。第三部分我想谈一谈发展中国家发展资金来源,我这些年做的工作和非洲比较有关系,所以我就拿一些非洲国家的例子来说明。接下来我还想说一下南南合作推动结构转型的新机遇,最后会有一个简单的结语。

    为什么要超越发展援助?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国家现代化,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成立了许多多边和双边发展机构,像联合国开发总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的开发银行,像亚洲开发银行,它们共同的目标也都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发达国家还有很多双边发展机构,像美国开发总署、英国国际发展合作部等,它们的目标都是共同的,都是想帮助发展中国家来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但是到现在为止,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愿望,没有摆脱贫困、没有赶上发达国家。当然贫困并不是命运,因为有些国家、有些地区也曾经是长期陷于低收入、陷于贫困当中,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也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来说,二战以来的近200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两个从低收入发展成高收入,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我们的台湾地区。中国到2020年左右可能成为第三个。当然如果这个目标实现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在人类历史上也会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到现在为止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在世界总人口只有15%,如果我们也变成高收入国家,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9%,一下子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就会翻一番还多,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也只有十三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到高收入,刚才我们说到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有两个,当中有八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大,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另外五国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当然我们的台湾地区还有韩国是算了两次,因为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然后进入到高收入。世界上两百多个国家当中本来有二十个是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再加上后来的十三个,也就是说全世界有接近160多个发展经济体或者是国家,二次大战到现在,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它们还长期陷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中。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令人非常失望的,各个国家都很努力,这是我到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之后的一个认识,还有那么多多边机构和双边机构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但是真正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实在太少。

    18世纪之前全世界国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是贫穷的,18世纪初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是荷兰,用1990年的购买力评价计算,它当时也不过2000多国际元。如果以1990年的购买力评价计算,我们现在也有接近8000国际元,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是当时荷兰的四倍,所以可以想想看,固然在当时它是最富有的国家、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也不过就是这样。其他国家通常可能就是几百国际元,当时大家都是穷的。在大家都是穷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基本上都是在农业经济,少数几个虽然收入比较高的,基本上都是工业革命以后开始出现工业化、现代化,然后才取得了成绩。从这样的角度来看,18世纪的世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平的,因为贫富差距非常小,到现在穷的国家和富的国家差距可以是100倍、200倍,差距出现主要是工业革命以后,率先发展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实现了现代化,它们实际上就从农业经济变成工业化经济,然后到后工业化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随着现代化生产的规模经济越来越大,市场范围越来越广,硬的交通基础设施,在现代化的投资里,资本需求越来越多,然后就必须跟它有相同的金融安排,现代化市场中交易范围越来越广、交易价值越来越高,交易的时候就要写合同、就要法律执行,也就是经济基础的变化导致上层建筑的不断变化。这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交易费用不断下降的过程。

    世界上现在穷的地方包括非洲国家,它所以穷是因为它还没有从农业经济、自然资源经济为主转向工业化的过程。我们自己想一想也很清楚,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也很穷,改革开放初期广东这个地方也非常穷,这时的特性主要就是农业经济。经济发展的过程如果说是结构不断变迁、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发达国家现在的收入水平高,代表它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代表它的技术和产业都是全世界的最前沿,它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发明的投资非常大,风险也非常高,平均回报其实是不高的。如果你技术创新成功了,产品有了国际市场,当然回报很高,但是为了取得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功,你要有无数多次的失败才有可能取得一次成功。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有一个后发优势,因为你的技术、你的产业在全世界的最前沿,对你来说是新的东西,在国际上可能是成熟的,你将成熟的东西引进来,比你原来的好,那就是创新,这样成本低、风险小,照理说技术创新的速度、产业升级的速度、劳动生产率升级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这样就可以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除了少数几个比较成功的之外,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利用这个先天的后发优势。原因是什么?道理其实不太容易理解,就好象是有一个现成的很便宜方式,只要你懂得将这个方式拿来用,就可以比发达国家发展的更快,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地区并没有去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不管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都需要投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完善基础设施也要投资,投资对经济发展来说是必要条件。二战以后成立的这些国际多边发展机构,像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双边援助机构像美国开发总署、英国国际发展合作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或者是根本不用还钱的赠款,照理说这些援助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可用的资本,对他们进行投资应该有帮助,这样一个国际援助应该是有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是到现在,提供了那么多钱,实际上也有一些统计,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各种的援助超过了3万亿美元,但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发展起来。我们有没有办法在未来使发展中国家,它如果要发展当然要资本、要资金,未来提供资本、资金,能不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起到比较好的作用,这就是这本书想研究的。

    根据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非常少。2008年世界银行出版了由两个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领衔的一本报告,这个报告是研究二次世界大战后有13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经济发展取得连续每年7%或者更高的增长速度,持续25年或者更长时间。这13个经济体有5个共同特征:第一,都是开放经济体,他们生产自己既有优势的产品、进口自己所欠缺的;第二,他们都实现了宏观稳定;第三,他们都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第四,他们都是市场经济体,或者是转向市场的经济体。我们也是在这13个经济体中,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所以市场非常重要。最后,他们都有积极有为、有能力、可信的政府。

    在这些成功经济体中,有些主要是自己国内的储蓄,比如说东亚经济体里的日本、韩国,他们在发展的早期基本上外国直接投资不受欢迎,主要是靠国内的资本,他们也没有什么外资企业,也不向国外借款。当然一些国家或者是地区就用的多一些,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不少外资,但是这些外资在我们资本形成中所占的比重其实不高,80年代顶多就是我们资本形成中3-5%是靠外资。90年代邓小平南巡以后用的多了一些,但是在我们的资本形成中也不过就是10-到15%之间。新加坡使用外资就比较多。总体来说,这些成功经济体有的用外资、有的不用外资,但是他们都取得了成功。

    这13个经济体他们经济发展比较好,如果能够长期维持7%以上、25年或者更长的话,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不过3%,能够达到7%就是它的两倍还多,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是9.7%的平均增长,这就是它的3倍,这样就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开放、宏观稳定、高储蓄高投资、市场经济、有为的政府,有这五个特征,但是增长委员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本思)发表了这本书之后,经常就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请他去做报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请他去做咨询。他就讲到这五个特征是成功的要素,但是不是成功的药方;是成功的药材,但是不是成功的处方。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处方的话,只知道这些成功的要素,也是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政策,比如说中药里如果没有一定的处方,一种药材多了的话可能变成毒药、少了的话可能一定效果也没有。即使我们发现这13个成功经济体有这样五个特性,但是到底怎样才能让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发展中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取得成功,目前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图像。

    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思路决定出路,凯恩斯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说如果看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重要的是理念,而非既得利益,是成败的关键”。用我们常常讲的话就是思路决定出路。发展中国家和国际发展国际,不管是多边还是双边,进行了那么多的努力,但是到现在不成功我觉得最主要是思路的问题,对怎样发展经济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可以遵循的基本的原则。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国家在追求国家现代化的时候,看到发达国家成功总是有成功的道理,因此大部分都去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国际发展机构基本上也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发达国家的理念来指导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指导各个国家现代化的努力,以及这些国际发展机构努力的那些主要思想理论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应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要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才从现代经济学当中分出来了一个子学科。四五十年代时,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版,现在我们称为结构主义。当时发展经济学的看法,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应该有两个指标,一个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达到与发达国家一样高,二是国防实力与发达国家一样高,我想这是一般追求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当时结构主义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版,它的看法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因为收入水平低;为什么收入水平低,因为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为什么劳动生产率水平低,因为你没有像发达那些现代化的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产业。我前面讲了,穷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农业或者是矿产资源产业,这些传统产业中劳动生产率水平低。如果要使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一样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就应该跟发达国家一样高,产业也应该跟发达国家一样。为了让老百姓富起来,当时的理论就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去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这是从富民的角度来看。从强国的角度来看,国防实力要强,你就要有军事工业,当时的军事工业也是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产业。如果要让国家强盛起来,也应该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强盛的产业。不管是富民还是强国,都建议发展中国家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实际上我们50年代也是这样的思想,当时提出10年超英、15年赶美,也就是我们去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

当时发现这些先进产业虽然可以富民也可以强国,但是好像按照市场自发发展不起来,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市场失败,让市场来配置资源的话,资源不会配置到最先进的产业。既然市场失败、市场失灵,政府应该发挥作用,当时结构主义提出的政策建议,由政府主导,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现代化的先进产业。原来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是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产品,进口的是现代化制造业产品,而现在要发展现代化制造业产品,自己国内生产,那就不进口,这就是进口替代战略。这个理论听起来好像很有说服力,非常有逻辑,既有观察历史又有逻辑分析,但是问题是它实践的结果,普遍会有前面几年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将这些产业建立起来之后,又出现了经济的停滞,然后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还在继续扩大。我们知道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的,这个理论在认识世界上好像非常有说服力,在座也有不少读经济学的同学,从现象观察一步步的逻辑分析,你找不出缺点,好像对认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落后这个理论可以讲的非常清楚,而且非常有说服力,但是问题是按照这样的理论去做,结果是经济除了前面几年比较快速的发展,后面经济停滞发展了,就危机不断了,差距越来越大,改造世界的目的没有真正实现。

四、这样的情况到了70年代、80年代,我们开始改革开放,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也都在改革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为什么搞不好,人们认为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市场有太多干预,对经济有太多扭曲,这种市场干预和扭曲,只要读过现代经济学的任何老师、任何学生都很容易写出一个模型,说只要有干预、有扭曲一定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效率是低的,有干预、有扭曲就会出现寻租,也就是会有行贿受贿,会有腐败现象,效率就会更加低。在80年代、90年代,当时主流思潮就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它认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好,就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有现代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多造成政府失灵,因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必须建立像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市场体制。要建立现代化市场体制产权必须明晰,当时发展中国家很多国有企业,所以要进行私有化。当时政府对各种市场有很多干预,价格有很多机制形成,那就要市场化,政府不应该再去干预各种价格信号,资源应该让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来配置,所以要自由化。政府的责任就是维持宏观稳定,所以财政应该是维持平衡。讲起来好像也很有说服力啊,只要有干预就会造成扭曲、就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只要有干预、有扭曲,就会有腐败现象出现,发展中国家果然是这样啊,所以非常有说服力。问题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去做的国家结果怎么样,普遍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在认识世界上,这个理论好像很有说服力,但是在改造世界的结果很差,因为普遍发现,80年代、90年代新自由主义这段时间内,除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在改革开放,就发现在80年代、90年代这些发展中国家比60年代、70年代结构主义时期的平均增长率还要差,危机发生的频率在80年代、90年代比60年代、70年代还要高,因此有一些经济学家就将80年代、90年代称为是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

    这段时间内又有少数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好,我前面也有说到。首先就是亚洲四条小龙和日本,他们在50年代、60年代以后经济高速发展。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也有共同的地方,他们的发展政策并不是按照当时主流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来制定的,主流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你要赶上发达国家,那么就应该去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但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刚好相反,他们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小规模的加工制造业开始,当时的看法是说人家发达国家那么先进的产业,你就发展这些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怎么能够赶上发达国家呢?这种政策在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却经济快速增长,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80年代、90年代所有的国家都在转型,我刚才也说了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有少数几个,当然我们中国是最明显的例子,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越南、柬埔寨,还有比我们更早改革开放的非洲国家,小岛国毛里求斯。他们在转型的时候有共同特性,都采用了渐进的、双轨的转型方式,在80年代、90年代当时国际上有一个普遍的看法,你要转型就必须就要像砍掉一条狗的尾巴一样必须一刀两断,认为最糟的方式是将狗的尾巴一段一段切,因为这样会将狗疼死。当时的看法是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所以要转型,如果要转型就要休克疗法,一次性将必要的制度安排全部引进,认为比计划经济还要糟的经济是像中国推行的双轨制经济,中国转型之后推行的双轨制经济,在当时国际上认为这是会比计划经济还要糟,但是现在少数几个在转型过程中维持稳定和快速增长的,却是那些从主流理论来看是最糟糕的这种转型方式的国家。

    这些成功的经济体还有一些共同的特性,他们基本上不是市场经济就是转向市场经济,这样说起来好像新自由主义讲市场经济重要,那确实他们体现出来。但是他们还有一个特性,他们都有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并不是像新自由主义所讲的是有限政府,政府除了将宏观经济搞好、社会稳定了其他事都不管,他们基本上都是有为的政府。他们的成功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现在好像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头头是道,非常有说服力,老实说当我在讲这些逻辑的时候,在座有很多读经济学的老师和学生,我在北大教很多年的书,很少看到有人能反驳觉得它的逻辑有什么漏洞,不管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是结构主义,好像都很少人能说它的逻辑有什么问题。但是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近我在提倡,实际上只有能够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能说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任何一个现象如果你可以提出一个逻辑来解释这个现象,讲起来头头是道,很容易就可以找出另外一个理论也可以对这个现象讲的头头是道,但是有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但是有的理论如果真的那么做的话可能会更糟糕,就像是新自由主义,你去做的话比原来的结构主义还要糟。只有真正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能说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

    暨南大学说知行合一,这是王阳明提出来的,有一定道理,但是王阳明说知行合一,他讲的是道德修养,也就是说你要孝顺,那你行孝你就要知孝、你知孝就要做,知和行要结合在一起,这是没有错的。王阳明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道德修养上我想这是对的,但是作为社会科学来说,行是知之始,我们学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所以学了理论应该去改造世界,但是知是不是行之成呢?从前面的角度来说好像都不对,你做的结果都没有将事情搞好。我们现在可能要改一下,最近我就在提倡知成合一,你认识了,而且根据你的认识行动了,这个行动能够成功、能够达到当时你认识所预期的结果,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真正有用的理论。知行合一我改为知成一体,知和成必须是一体的,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真正有用的理论,或者用另外的一句话来说,唯成乃真知,只有真正按照你的认识去做了、能成功了,这种认识才是真正的认识。

    因为我们学习不是智力游戏,我们的学习是为了改造世界,现有理论不能帮助我们改造世界,所以我们就要反思现有的理论。这些年我努力的结果,把它总结为新结构经济学。在我在提倡新结构经济学时,经常会说到我们应该回归到亚当斯密,但是不是回归到《国富论》所讲的分工或者是看不见的手,而是回归到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在《国富论》的标题上写的一清二楚。《国富论》认为分工很重要,让看不见的手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是亚当斯密研究的结果,但是他怎么研究出来这个结果的?他是研究当时国民财富的本质是什么、形成国民财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国富论》是1776年出版的,和美国独立是在同一年,《国富论》写了8年,1768年开始写,这之前亚当斯密花了二三十年研究,所以是在1750年左右开始研究。亚当斯密当时的研究,他是看到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国际贸易增加非常快,给这些从事贸易的国家财富带来了快速的积累,他是总结了这些经验,但是他没有看到从18世纪以后有最大的变化,工业革命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也是一日千里,这种技术变迁、结构变迁在《国富论》里没有看到,所以亚当斯密没有总结这些经验,但是不是说他没有总结我们就不应该总结。从18世纪初世界是平的,到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差距,是技术变迁、是产业升级。如果我们要研究发展,怎么从低收入到高收入,主要是研究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这是《国富论》里没有的。

    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表面看起来是收入不断增加,这是现代工业革命之后才有的现象。收入不断提高,背后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是因为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产业结构不断从农业进入到制造业,制造业不断爬制造业的阶梯,然后到了一个阶段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靠这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后,因为规模经济越来越大、市场范围越来越大,交通基础设施越来越好,而且现在的技术需要有电力,这些基础设施越来越好。交易的范围越来越广,所以跟它相配套的,不管是法律、不管是金融,上层建筑必须不断跟它相配套,这样才能降低交易费用,实际上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特性,而这个特性是结构变迁的特性。

    我想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为什么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结构不同,早期大家都是农业经济,然后慢慢变成工业经济、变成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这种结构的差异是由什么决定的?这种变动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我用新古典的方式来研究结构以及结构变迁,按照现在命名的方式应该称为结构经济学,因为如果用新古典的方式研究农业,这是农业经济学;研究金融,是金融经济学;研究劳动力市场,是劳动经济学。我想这些大家都很清楚,研究产业就是产业经济学。我现在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应该是叫结构经济学。为什么称为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什么地方?最主要发展经济学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为了区分于结构主义,我称它为新结构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的命名中也有先例,大家都知道新制度经济学,国内很多人都在研习,实际上就是诺思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照理说它应该叫制度经济学,但是因为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有一个制度学派,诺思为了将自己的研究和制度学派的研究分开,所以诺思将它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我称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跟结构主义的区分,而实际上是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

    简要来说,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内涵是什么?它的核心观察是每一个时点上,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制度和软硬基础设施必须跟这个时点上最合适的产业技术结构相配套,所以等于也是内生决定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作为一个切入点很重要,我们知道每一个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的要素禀赋是给定的,你有多少资本、多少劳动、多少自然资源这是给定了的,它也是可以随时间变化。为什么从给定的要素禀赋作为切入点非常重要?因为要素禀赋实际上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在每一个时点上的总预算,你总共有多少资本、多少劳动、多少自然资源,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在那个时点上的总预算。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相对丰富程度不一样,发展的早期一定是劳动力相对多或者是自然资源相对多、资本一定相对短缺,而到了一个发展的阶段之后,正好就会反过来,资本一定相对丰富、劳动力一定相对短缺、自然资源也会相对短缺,当然有些自然资源极端丰富的国家,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自然资源很多,但除了这些自然资源极端丰富的国家之外,到了高度发展阶段之后,第一个特性一定是资本相对多、劳动力相对少,自然资源就看你禀赋状况怎样了。

    在座读过经济学的都知道,在做经济分析的时两个最重要的参数,一个是相对价格,一个是总预算,实际上任何经济学理论只要是解释现象的理论,到最后不是在讲所谓相对价格效应,也就是替代效应,或者是讲预算效应,或者是总收入效应。经济学理论再复杂,到最后不是在讲相对价格效应就是在讲总预算效应。要素禀赋和它的结构同时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每一个时点上的总预算和要素的相对价格,如果劳动力多,那么劳动力就相对便宜,如果你资本多,那资本就相对便宜。这种相对价格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在每一个时点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什么类型的产业,如果你资本相对少、劳动力相对多,那在那个时点上要素生产成本最低的产业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你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反过来说,如果你资本相对多,资本相对便宜,这样的情况下你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的要素生产成本会比其他国家低,这就是你的比较优势。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产业结构之所以不一样,这是因为它的要素禀赋结构不一样,如果资本相对多,那你产业结构一定资本相对丰富,技术也一定是资本相对密集的,反过来讲也是如此。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和技术来选择的话,那这个国家应该最有竞争力,这样的情况下这种产业结构应该成为最优产业结构。我们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要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要提高的话劳动生产率水平要提高,那么就必须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去转型,或者是从资源相对密集的产业往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但是因为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所以你要从一个以劳动力密集的农业或者是制造业转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那你的要素禀赋必须先提升了,你的要素禀赋必须改变从劳动力相对多变成资本相对多。当然如果你的资本变成相对多,比较优势变化了,产业结构要升级。我前面有谈到,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是让你的要素生产成本低,但是在国际竞争中是总成本竞争,总成本竞争中还包括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决定了你硬的基础设施是不是合适、软的制度安排是不是合适,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你也必须将跟产业结构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是马克思最早看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的经济基础提高了,生产力实际上有相当大的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产业,不同的产业雇佣劳动力的数量不一样,劳动雇佣关系也会随着规模不同而在改变,生产关系实际上也是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产业。当规模越来越大、雇佣劳动力越来越多,上层建筑必须不断跟着它相适应,如果上层建筑与它不相适应的话,那就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反作用,用现代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交易费用太高,让你没有竞争力。在观察上,这是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脉相承。

    一个国家陷在低收入陷阱或者是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它的含义就是你结构变迁的速度不够快,没有比发达国家快,导致你劳动生产率提高水平没有发达国家快,这是收入陷阱的一个主要原因。结构是内生于禀赋,如果你要结构升级必须禀赋结构先升级,所谓禀赋结构升级就是必须让每一个劳动者所使用的劳动力、资本越来越多。怎样才能做到,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达到?其实简单的原则就是你必须在每一个时点上根据你的要素病夫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来选择技术,如果你能够按照每一个时点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那你的要素生产成本会最低,并且如果你有跟它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交易费用也会最低,导致你的总成本就会最低,那么你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你就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可以积累的资本就会最多。并且如果你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那么就很容易证明投资回报率最高,你有最大的剩余可以积累,而且你有最高的经济性去积累,这样的话资本提升的速度就会最高,你的要素禀赋就会变得逐渐从资本相对短缺变成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反过来,就会从劳动力相对丰富变成劳动力相对短缺,这样的状况下你的产业结构就会不断的升级。

    前面讲到发展委员会看到成功经济体的五大特征,但是他们说没有处方、没有药方,其实如果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药方很清楚,就是在每一个时点上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选择产业,这样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经济发展的最快、最可持续。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是经济学家才懂的语言,如果作为一个企业家,你不管比较优势的,企业家关心的是利润。怎么样让企业家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会自发的按照你这个国家在每一个时点上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呢?在这方面必须有一个制度安排,也就是说你在每一个时点上要素相对价格能够充分反映你在那个时点上要素相对稀缺性,如果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多,那你的要素相对价格里面就必须资本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便宜。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家为了追求利润就会进入到那些多用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少用资本的产业,这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采用技术的时候,就会多用劳动力来替代资本,这样就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反过来说如果资本变成相对多了,那么就会进入到能多用廉价资本的产业,这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采用技术的时候,就会使用廉价资本来替代劳动,这就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广东东莞这一带非常流行机器代人,为什么?因为工资上去了,资本变成相对便宜了,那么就用资本替代劳动,这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

    如果你让企业家在追求自己利润的同时能够充分按照你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一个前提,要素相对价格必须是能够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只有一种制度安排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信号体系,这就是充分的竞争市场,所以这成功的国家,市场是一个基础。但是如果市场那么重要,政府有没有作用呢?为什么我说成功的13个经济体都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最主要经济发展不是一个静态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调整的,技术必须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冒比别人更多的风险,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给别人提供有用的信息,但是失败他不收我的成本,成功就会有追求者来,他不能得到垄断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知道人是理性的,企业家当然是理性的,理性的企业家应该让别人先吃螃蟹,证明它可吃再去吃,如果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永远不会有人去吃螃蟹,这样对先行者必须要有激励补偿。发达国家用专利,实际上就是对先行者的激励补偿,但发达国家可以用专利,因为它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等于发明,那当然可以给专利,但是我们发展中国家是在世界产业链、世界技术链之内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不能给专利,但是并不代表先行者不冒后来者更多的风险,所以必须以合适的方式给他们激励补偿。

    先行者是不是成功,除了他有没有企业家才能之外,还决定于软硬基础设施是不是合适,因为软硬基础设施决定交易成本。如果你没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即使进入的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要素生产成本最低,但是交易费用太高,那他还是没有竞争力,他还是不能成功。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协调相关的企业来完善这些软硬基础设施。有一些是企业不能提供的,就必须政府来提供,因此还必须有一个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

    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处方,按照增长委员会五个成功特性,新结构经济学建议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是经济发展最好的处方,但是它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必须有效的市场,一个是必须有为的政府,这是增长委员会所讲的第四点和第五点。如果你要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它当然一定是开放经济,有优势的多生产出口,没有优势的你少生产进口,这是增长委员会提出的第一点特性。第二点,如果你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个经济最有竞争力,当然它会是最稳定的。第三点,你就会创造更多的积累、就会有更多的储蓄,而且投资回报率最高,所以你就会高储蓄高投资。增长委员会所谓五个特征,实际上有的是结果、有的是前提,现在主流经济学没有结构的概念,很难分析出哪些是前提、哪些是结果,新结构经济学就可以将五个药材放在那里,经过新结构经济学这样的结构分析,马上就会知道两个是前提、三个是结果,反映的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结构主义有什么失败,以及过去的发展援助没有效果?因为结构主义建议发展中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那就违反了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没有竞争能力,那你就只能给它保护补贴,通过保护补贴把它建立起来以后,要素生产成本相比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来说还是高的,另外你的交易成本,因为软硬基础设施绝对不可能像资本很密集、很先进的国家那么低,所以总成本一定比现有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也必须不断给它保护补贴,这样当然经济发展绩效就不会好。当时的发展援助之所以不成功,也是因为给的钱大部分都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这些现代化的大产业,因此当然效果就非常低,给了很多钱,但是即使将这些产业建立起来也没有竞争力,当然也就发展不好。

    华盛顿共识为什么失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它没有认识到在转型前这些国家当时的扭曲,用经济学家的术语就是内生的,也就是这些扭曲并不是拍脑袋,没有任何道理的,那些扭曲都是保护补贴那些没有竞争力的,在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中的需要。如果将保护补贴都取消掉,那些现代化的大产业就全部垮台了,就会导致失业、社会不稳定、经济不稳定。华盛顿共识为什么给了很多发展援助也没有效果?主要原因是这些发展援助是让这些转型中的国家,一方面给你援助,另外你要将所有的保护补贴都要取消掉,这就是条件,我给你贷款的条件、我给你援助的条件,就是你将各种扭曲都取消掉,但是取消那些扭曲将使那些企业破产,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所以效果不好。并且,华盛顿共识反对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帮助某些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最近我和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有一个辩论,到底要不要产业政策。华盛顿共识认为不应该有产业政策,你只要将基础设施弄好了、环境弄好了,新的产业就会自发出现。但是我前面说了,如果要想有新的产业自发出现,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必须要有激励的补偿。它会不会成功,还不只是决定于企业家的才能,还有软硬基础设施的问题,但是华盛顿共识是反对这一点的,新自由主义认为你不应该有任何产业政策,你应该是公平的,但是公平的话它就不会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下,华盛顿共识之所以不成功,它背后的道理就是这样。

    发展援助在80年代、90年代主要都是给发展中国家所谓有条件的援助,让他们去做这些宏观扭曲的消除,但是效果很差,到90年代末、2000年以后,国际发展理论又改变了,按照结构主义来发展重工业既然不成功,现在让你做制度环境的改革也不成功,发展援助就慢慢走向了教育、健康等人道主义的援助。进行人道主义的援助以后你就会发现效果也不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教育当然大家都说很重要,我给你钱盖了学校以后,经常发现老师不来上课,或者是学生不来上课,或者是老师到了课堂但是学生不听课,所以效果非常的低。健康方面的援助也是这样的,我帮助你盖了医院,但是经常是医院里的医生不来,或者是医院里没有药,或者是医生来了药也给了病人不吃药,所以效果非常的低。即使这些都能够克服,发现教育或者是健康水平提高了,但是没有就业,各位想想看,如果将年轻人的教育水平、健康水平提高了,而他们没有就业,结果是怎么样?变成社会更加不稳定了,像是北非的突尼斯、埃及等国家,他们过去几年发生的问题就是这样,从健康指标、教育指标来说他们进步很多,但是唯一没有增加就业,因此造成社会更大的问题。

    为什么渐进双轨的改革反而成功了?因为它是认识到原来的扭曲,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因此老人老办法,继续给它们必要的保护补贴,这样维持稳定。另外对原来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首先就是准入,过去你不能发展,现在你可以发展了,而且积极的因势利导,开始的时候基础设施很差,那我就设立工业园、设立经济特区,在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里将基础设施几通几平弄好。原来当然有很多扭曲,行政各方面的效率很低,做一个投资要盖一两百个章,那我在工业园、经济特区里一站式服务,一下子就将交易成本降低了,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所以竞争力就很强了。在这样的状况下,你就有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就可以积累资本,然后就可以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就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这种渐进双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看法是最糟糕的,但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新结构的分析,它又是最务实、最有效的,并且等到新的产业发展起来、资本积累非常快,老的产业就会逐渐从违反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比较优势,原来要保护补贴的原因是因为违反比较优势,现在资本积累了以后,它慢慢从违反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比较优势,当它符合比较优势之后企业就有自生能力,就不需要给保护补贴了,保护补贴的特性就从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取消掉了,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全面深化改革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在1979年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现在我们有8000美元了,资本不是那么短缺了,原来没有竞争力的这些大型的,不管是民营、不管是国有都有竞争力,这样就可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以这比较成功。

    为什么过去的国际发展援助不成功?实际上是因为国际发展援助过去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理念作为指导,作为发展思路、作为转型思路它是不成功的,根据这个思路所做的发展援助当然也不成功。展望未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最主要就是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比如从储蓄率来说,80年代之前,在2000年之前,大部分储蓄是来自于发达国家,2000年以后由于中国的崛起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现在世界储蓄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所以资金的来源就不一样了,过去主要是发达国家有钱,现在发展中国家本身也有很多资金。投资方面,2000年之前世界上的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大,慢慢到了201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国投资的比重更大、资金来源更多。

    随着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进一步的发展,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这实际上是我们对外新的开放倡议,因为中国的成功可以说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们进入到21世纪以后要继续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随着中国发展的提升,过去国际治理主要反映二次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发达国家的理念和他们利益的国际治理,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国际治理必须相应随着经济权重的改变来调整,当然发达国家自己不太会主动调整,所以我们就主动来调整,“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就是这样的状况下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大家都很清楚,它是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切入点,2013年时中国提出设立亚洲开发银行的倡议,并且也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创始国之一。2015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习总书记去做了演讲,在演讲中就提出了我们对国际发展的承诺和责任,当时他提出20亿以上美元作为全世界可持续发展基金、20亿美元的南南合作基金。2015年中非高峰论坛在约翰内斯堡召开,在会上习主席提出在2016-2018三年当中我们要对非洲国家提供600亿美元的资金,包括赠款、无息贷款、优惠贷款、非优惠贷款,用于支持非洲国家的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并且中国将设立一个20亿美元的产能合作基金,这是作为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对国际发展的援助提出的承诺。除了政府的承诺之外,民间现在走出去也是越来越多,比如以非洲为例。过去到非洲,最早开始都是开发矿产资源、修基础设施,但是这些年慢慢越来越多也去做制造业的投资,广东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华坚鞋厂,他们到埃塞俄比亚投资,将国内制鞋劳动密集型加工转移到非洲非常成功,这是一个例子,而且会越来越多有这样的情况。根据2015年的研究,现在我们在非洲的投资中,已经有44%是来自于制造业的投资。

    过去的发展理念是不成功的,过去的援助理念也是不成功的,过去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以政府的赠款和低息贷款为主,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资金提供和产业合作机会越来越多,我们知道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真正是要帮助他们进行结构转型,帮助他们从农业经济变成现代制造业经济,因此凡是能够帮助进行结构转型的都有利于他们的发展,而且这种转型中很多是经济合理性的,比如说我到发展中国家去做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直接投资,完全按照市场利息来计算、按照市场成本来计算,但是这是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我到发展中国家去做基础设施的投资,只要这个基础设施是用来给制造业转型升级消除增长瓶颈的话,带来的回报是会非常高的,这样的情况下也不见得要传统的赠款或者是低息贷款,所以我们在国际发展的援助上就应该超越传统的赠款和低息贷款,只要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这种资金流动,实际上都是一种发展援助。

    传统北南发展援助有一个特性,给钱,但是同时也要你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发达国家有什么、什么东西能做好作为参照系。来自于南南的发展援助,来自于南方向中国、对非洲、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会带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会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我前面讲到了,如果到低收入国家去,重要的不是给钱,重要的是怎么帮助他们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反正跟结构转型有关的这些投资贸易应该都是有利的。因为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实际经验的适用性也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过去发达国家总是以自己的理论和经验作为参照系,然后就会形成有的是好心但是没有效果,有的甚至是好心干坏事。来自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念、发展理论、发展经验,因为条件相似,所以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于作为他们有效的参考借鉴,我觉得这是南方援助和北方援助最大的不同。总书记在去年联合国大会上宣布要成立南南合作和发展学院,落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我作为南南合作和发展学院的院长。成立大会上我讲了一句话,南南合作和发展学院在成立之前我们当然要参考借鉴别人的经验,别人都跟我说要将在中国办的南南合作和发展学院,办的像哈佛肯尼迪学院。为什么呢?他说你看肯尼迪学院培养了多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领导人,总统、总理、部长非常多。我说如果从这样的指标来看,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非常失败,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回去以后都没有将国家治理好,比如说暨南大学教了很多学生,有工程师、有医生等等,如果教出来的工程师将来去盖桥这些桥都垮了,如果有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医生,给别人治病结果病都治不好,那你能说你这所学校很好吗?不能吧?当然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修的桥都是非常坚固的,我们也能够将病人的病治好。我认为南南合作和发展学院要办成我培养出来的学生回去以后能够将国家治理好,能不能将国家治理好决定于思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是以美国的经验、美国的理论、美国的思路,回去以后他们当然国家搞不好。如果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和思路,他们回去以后自成一体,来这里学习之后回去实践就可以成功。我认为南南合作和北南合作不一样,就是在这里。

    如果按照这么做的话,我觉得发展中国家确实可以带来新的机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这些成功的经济体,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结构转型都是从农业开始,然后进入到制造业,当他们进入制造业的时候首先发展的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业革命从英国的纺织业开始,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以后,英国成功了,工资水平上升了,纺织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那时候纺织业的技术和产业就转移到西欧,包括法国、比利时、荷兰,再往北一点到瑞典,往西一点到意大利、瑞士。你看看他们早期发展的产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美国也是一样,如果到波士顿地区,到所谓新英格兰地区,问他们18世纪的产业是什么,基本上就是纺织业、成衣业,这些简单的机械制造业。当他们发展起来,帮助他们从农业社会转入到现代工业化,积累资本、产业升级、工资上涨,这些产业开始往工资水平更低的地方转移。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开始发展,也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50年代、60年代快速发展,到60年代工资上涨了,这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就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到80年代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正好我们的工资水平低,我们将那些产业承接过来,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这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的中国工资水平也已经上来了,所以我们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也在失掉比较优势,开始要往国外转移。在往海外转移时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这就是数量上的不同,比如说1960年代日本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970万人,80年代韩国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230万人,台湾是150万人,香港是100万人,新加坡是50万人。我们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整个制造业规模人数是1.25亿人,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就有8500万人。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会逐渐海外转移,就会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窗口机遇期。我在世界银行时就开始推发展中国家怎么抓住中国的发展机遇,当然像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普遍低,非洲国家工资水平只有我们的1/10,多的顶多1/5,所以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上是有比较优势的。但是他们要将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就必须要将交易成本降低,交通基础设施就应该要改善。按照华盛顿共识,你应该将全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都搞好,但是发展中国家哪儿有这么多钱呢?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利用毛主席的思想,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先将有限的资源做一个加工出口区、做一个工业园,在加工出口区、工业园中将几通几平弄好交易费用降低下来,发展中国家也必然有很多扭曲,你要将全国的扭曲消除掉非常困难,我可以在加工出口区里实行一站式服务。你要将产品卖到国际市场,要获得国际买家的信心,国际买家要求你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必须稳定,而且必须能够按时交货,他们对这些落后国家的企业没有信心,所以怎么办?将中国现在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中生产这些企业吸引过去,这些国际买家就有信心,学习我们招商引资,所以就要筑巢引凤。如果他们学习这种经验,很快就可以像中国一样抓住机遇。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的一个内陆国家,有8900万人口,劳动力非常多,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80%的人口在农村,跟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开始的交通基础设施也非常差,国际买家对它没有信心。我就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怎么样筑巢引凤、怎么样招商引资、怎么样用“一把手”工程的方式向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进行了汇报,中国采用这样的方式很快的将农业经济变成现代化的出口导向经济。我建议他们到中国来招商引资,3月份汇报的,8月份他就来到东莞。埃塞俄比亚有廉价劳动力,而且有非洲第二大牛群,所以皮革非常多,我建议他们应该从制鞋业开始。东莞厚街华坚鞋业被邀请到埃塞俄比亚考察,华坚2011年10月去考察的,当时决定投资,马上招聘了80多个工人送到国内培训,三个月以后,2012年1月份就设立了两条生产线,雇佣了600个人,3月份开始出口,5月份变成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出口企业,年底就雇佣了2000个人,当年就将埃塞俄比亚皮革业出口翻了一番还多。到2013年时这家企业雇佣了3500人,这在非洲历史上不曾有过。就像国内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华坚鞋业的迅速成功带来了滚雪球的效应,2013年埃塞政府新设的Bole Lamin工业园,计划建22栋厂房,仅8栋建成,当年22栋全部被制鞋和成衣的外国直接投资所租用。埃塞现在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非洲国家之一。2012年之前国际买家不敢在那里下单,现在国际买家都在埃塞俄比亚设立了办事处、采购处,非常像80年代初广东开始改革开放的情形一样。这个经验在埃塞俄比亚一试就成了,所以我才有经验讲自成一体,为成乃真知。

    埃塞俄比亚成功以后,非洲还有一个小的内陆国家卢旺达。大家都知道卢旺达的种族屠杀,91年之前发生的,91以后到现在政治还相当稳定。卢旺达看到埃塞俄比亚成功了,他们也想学习,所以就来到北大向我求教。2013年时秋天卢旺达总统参加在天津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因为我在世行时就认识他,他来之前就跟我说我到你们国内去,想向你请教一下怎么发展现代化的制造业出口,因为这可以大量的创造就业嘛。他跟我联系的时候,我说很遗憾我正好要去乌兹别克斯坦去,那边也是总统安排接见,我不能不去。结果他在国内,在北京,等了两天,等我从乌兹别克斯坦回来,他到我的办公室谈了一个下午。这很令人感动,因为刘备三顾茅庐时他可是逃亡分子,还没有成功,所以当然要礼贤下士,人家现在是一个国家的总统了,到中国来在北京等了两天,开始的时候外交部不同意,说你等两天我的保安费用要增加多少钱啊,开始的时候还讲说如果你答应,他在北京两天的这些保安费用必须由我来付,我说我是帮你做国民外交,后来当然没有让我付了。卢旺达总统就来北大聊,卢旺达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向国际上出口过现代制造业产品的国家,有大量的劳动力,另外这些年教育水平也提升非常多,但是就业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我就跟他分析你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当然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这是你的比较优势,但是你是内陆国家,比埃塞俄比亚还更内陆,交通运输成本一定很高,这样的情况下你只能找那些产品比较轻、附加价值比较高、劳动力密集的,当然成衣业是劳动力非常密集、附加价值比制鞋业更加高一些,同样你必须筑巢引凤、必须招商引资、必须“一把手”工程,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我相信会成功。卢旺达总统听了以后同样去招商引资,后来就有一家C&H成衣,这个老板是原华坚鞋业老总,现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非洲工业化大使,就在他的穿针引线下,2015年在卢旺达首都旁边的一个经济特区成立了一家成衣厂,2015年2月雇佣了200个工人开始培训,成衣培训时间比制鞋时间长,2015年7月雇佣人数增加到500个人,8月份成衣开始出口,到今年5月份已经雇佣到1000人,这是卢旺达第一次向国际市场出口工业制成品。同样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非洲工资水平低,非洲加工出口制造业还有一个优势,比如说国内这些加工出口产品出到美国去,或者到欧洲去,进口商是要交关税的,关税10%、12%,多的时候35%。非洲国家向美国、向欧洲市场,进口商不必交关税,所以进口商有很高的积极性愿意在非洲下单,但是过去虽然非洲工资也很便宜,但是怕质量不稳定或者不能按时交货,如果问题能够解决的话,那这些国际买家也非常乐意在非洲下单。这又是一个马上成功的例子,基本上也是当年投资当年成功。

    总体来说,国际发展援助只要用的对,是可以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解决资本短缺问题的,但是要将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些国际发展援助应该用在能够帮助他们进行结构转型,而结构要转型的话首先选择的产业必须要符合比较优势,要将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必须将相关的交易费用降低,发展中国家交易费用一般很高,因为基本上交通基础设施很差,而且政府一般也很没有效率。但是如果将全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都改善、全国行政效率都改善,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所以还是按照中国人毛主席所讲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或者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先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之后慢慢资源多了,一方面产业升级,另外也可以平面扩张。如果国际发展援助能够用这样的思路,我想国际发展援助对其他国家发展经济、解决贫困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大国,所提供的发展援助不仅是资金,还提供了经验,我相信这种发展思路的转变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机会,而中国的产业升级也同样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机会。我相信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去做,把这个机会抓住,相信可以带来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发展,实现总书记在2013年第一次参加博鳌论坛所讲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们希望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跟我们一样有共同的发展,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梦想,中国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其他发展中国家只要思路对了,他们也可以实现自己国家现代化的梦想。

    谢谢大家。

    

    

    【现场提问:】林教授,您好!很感谢您的演讲。您提出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它的核心就是比较优势。现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成本上升,房价很多地方又很高,比较优势已经慢慢看不到了,下一步经济怎么发展,能不能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提一些良方。中国经济还有个问题,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用您的理论来看是不是说原来新自由主义和结构主义都有自身的弱点,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您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是不是原来基础上的提升?

    【林毅夫:】首先,我不是新结构主义,我是新结构经济学。

    对你的第一个问题,比较优势永远是比较来的,过去资本相对短缺,我们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现在是8000美元人均收入的国家,比较优势当然就会发生变化,一定是在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怎么样找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个月我也在省委省政府中心组学习会上做了报告,基本上我将中国现在这样中等发展程度的国家的产业分为五大类型。一个是我们跟发达国家还有差距的,还在属于追赶阶段的,比如说我们有相当多装备业是这样的类型,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同样一部装备德国卖的是500万美元,我们国内卖的是100万美元,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因为技术含量不一样。这是一种类型,我们还在追赶的。第二种类型,我们一些产业实际上已经在世界最前沿,广东有不少,家电产业也普遍是,不管是格力空调、美的家电,质量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发达国家不生产的。第三种类型,我们已经失掉比较优势的,广东也有很多,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第四种类型我称之为弯道超车型,因为这二三十年出现一种新的产业,它的产品和技术研发以人力资本为主,而且产品的周期特别短,一般资本的投入非常少,像互联网上的、移动通讯上的,小米手机大家很清楚,雷军拉了一百多个人,用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开发出小米手机了,一百多人、一年不到的时间能花多少钱啊。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人力资本我们不差了,我们所差的是物质资本的积累比他们少,所以在这种产业上我们可以弯道超车直接跟他们竞争。第五种类型的产业和第四种类型特性刚好相反,第四类产业是周期特别短,第五类产业是国防安全战略性产业,它的研发周期特别长,固然它也需要高人力资本,但是因为周期特别长,资本的投资就会特别大,比如说新一代战斗力,一般是30年的研发周期,而且大量的资本投入。我基本上将一个中等发展程度的国家分为这五种类型的产业,第一种类型我们还在追赶,还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怎么利用后发优势呢?可以到国外并购,可以到国外去设立研发中心,也可以继续招商引资。第二类,我们已经在世界技术前沿了,如果还想保留这个产业,只能自己做研究和开发,开发是企业要做的,研究是政府必须支持的,发达国家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发达国家所有的产业都是在世界最前沿,所以发达国家很大的特性,基本上新产品是企业在做,但是新产品开发之前的基础科研都是政府支持的。我跟国内很多人讨论产业政策,很多人说发达国家没有产业政策,其实这是不对的,只是它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表现在它对基础科研的支持,因为基础科研可以研究的太多了,发达国家能够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钱也是有限的,因此怎么来配置呢?就是根据我这种基础科研的研发如果成功了以后,对我的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有多大的贡献。反过来讲,它对基础科研的投入决定了这个国家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所以它还是有产业政策的。第三类,我们是失掉了比较优势要退出的,有一部分可以到微笑曲线两端,经营品牌、渠道管理,其他加工部分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应该转移出去,怎么帮助它们转移出去。第四类可以弯道超车的,应该针对弯道超车的特性,比如说设立梦想小镇、天使基金来支持这种新产业的发展。第五类只能是国家财政拨款。只要这么一分析,为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要将结构的概念引进,根据我们的发展阶段就可以很清楚看到我们不同产业所处的阶段特性是什么,根据它的特性来制定必要的政府因势利导的政策。

    你的第二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转型期,在转型期又保留了扭曲、又开放了市场,如果你一放了以后,原来有保护补贴的这部分可能争取不到资源,就会有大家抢着投资的情形。一收了以后,市场部分受到抑制,所以一收就死。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其实我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有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的奇迹》,里面大量讨论了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为什么会这么样,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另外一本是《解读中国经济》。我的这两本书对这方面都有不少的讨论。

    【现场提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您一样,在世界银行担任过相同的职务,他离任之后写了一本书《全球化及其不满》,他提出一个观点,痛批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不公。他说,发展中国家通过多年积累,积累下来的那些财富最后都换成了美元债,这些都不可能通过产业政策、贸易结构来调整的,是整个全球金融供应链决定了的。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林毅夫:】他当然是分析世界普遍现象。我前面讲了,新自由主义时期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自由化过程中,实际上经济增长率比原来更低、危机发生比原来更高,他讲的也是这个现象。但是同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稳定和快速发展,实际上这决定于你怎么来开放的问题。因为当时按照华盛顿共识,一下子让你将各种保护补贴都取消掉,导致国内实体经济是崩溃的。80年代、90年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是去工业化时代,因为它原来保护补贴建立起来的这些重工业,因为保护补贴一取消掉,实际上都垮台了。华盛顿共识又让你不能因势利导新产业的出现,结果新的产业就不出现,在这样的状况下去工业化。另外当时推行也是资本帐户全部开放,本来讲好像是说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资本帐户全部开放外国的资本会来,但是真正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资本是外国直接投资,但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基础设施不好、营商环境不好,资本不会直接来发展中国家投资,你又不允许政府去支援工业园,结果进来的都是短期的、流动性、投机性的资本,大量涌进造成了一些泡沫,造成了货币升值,减少出口竞争力,实体经济受到影响,短期资本又大量的涌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危机会发生。

    同样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为什么可以稳定和快速发展?因为我们是渐进双轨的方式,今天上午我在社科院谈我对中国经验的认识,比如说我们转型的时候并不是说一下子就将保护补贴都取消掉,原来我们推行所谓老人老办法,那些重型国有企业继续是国有的,继续保护补贴,那就稳定了,所以我们的重工业没有垮台。我们放开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所以我们这些新产业发展的非常快。我们对外经济上的资本帐户是管制的,所以短期流动资本是不能进来的,要流出去也不容易,只能从地下钱庄偷偷摸摸的跑,跑的还是有限。对经常帐户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是完全开放的,所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那本书是对的,但是他那本书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同样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表现的这么好,所以看我的书比看他的书更能够将事情讲清楚。

    国内这种讨论经常将目标和手段搞混了,这不是中国的问题,华盛顿共识也是这样,大概谁都不能讲产权明晰是重要的,或者是私有化是重要的,也不能讲让市场来配置资源是不重要的,也不能讲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的自由化来不对的,但是你怎么样从一个原来充满着扭曲的经济体,往那边去过渡?如果你一下子将最终的目标当做改革的手段,那就会出现苏联、东欧的情况,就会出现斯蒂格利茨《全球化的悖论》那本书所描述的问题。但是要研究怎么样渐进的物质的方式来改革,这非常被动,为什么?因为渐进务实的改革保留了不少的扭曲,一定可以找到资源错误配置的地方,也可以找到由于渐进保留扭曲,也就保留了寻租的机会,也可以看到腐败现象和它的蔓延。很多人就会说为什么你有这种资源的错误配置、为什么你有这种腐败的现象,就是因为你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嘛。这样的情况下去讨论怎么样渐进式的改革,经常就会有人祭起道德的大旗,说你忽视了现在出现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但是问题是不是说你将这些已有的保护补贴一下子都取消掉就可以导致最好的结果呢,实际上很可能出现的情况,因为保护补贴如果还不到水到渠成就取消掉的话,带来的混乱可能就会更多。

    为什么今天跟各位提出我的哲学观,理论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你按照那种理想条件下的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那你就可以将问题讲的非常清楚,就像我今天在做报告的时候,当我在介绍结构主义的时候有几个人能够说它不将现象说的很清楚呢?认识世界好像很清楚啊,改造世界呢?无能为力。新自由主义来讲这些转型中国家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讲的很清楚,但是按照那样去做结果怎么样?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不能满足于读的理论好像将现象讲的清楚就认为是真的,不是的,只有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将世界改造好的理论,这样才能讲说它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暨南大学应该是一个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对国家、对社会的发展要身体力行的,但是你怎么样身体力行,我们不是为了做而做,而是为了将社会改善好而做,在这个时候对你所学的理论就要非常非常的,抱着一种有批判性的精神。中国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主流理论来做政策成功了的,大家注意你们都在读主流理论。到现在为止,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他们的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从主流理论来看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的主流理论基本上都是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一样,拿发达国家的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看,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是经常的,更何况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就一定适用吗?因为发达国家的条件也在变,所以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基本上几年变一次。如果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不见得适用,拿到发展中国家怎么会适用呢?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应该抱着有这样批判的心态。

    新结构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理论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比如说主流理论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基本上都是以发达国家有什么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然后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结构主义就是这样的。或者看到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做不好,发达国家能做好的,然后就要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那样去做,这是新自由主义,结果效果都非常差。新结构经济学是180度参照系的转变,我先看发展中国家有什么,根据它所有的什么东西能做到,然后将能做好的做大做强,有什么当然是它的要素禀赋了,能够做好的应该是它的比较优势,然后创造条件将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做大做强。我相信这样的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指导借鉴意义,我经常自夸,比如说我一个人在非洲创造的就业比世界银行在非洲60年创造的就业还多,世界银行或者是国际发展组织、双边援助都不能创造就业机会,我去了以后你看我马上帮助埃塞俄比亚马上创造了4000个就业出来,而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有一点像我们广东80年代、90年代的情形,卢旺达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比世界银行60年在非洲创造的就业机会还要多,这就是自成一体。

    【现场提问:】中国要实现创新型可持续增长,政府真正需要关心的不是产业政策,而是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法治,更低束缚更少管治的市场经济。请问您对于政府在产业政策上的越位、在改革上的缺位这一点是怎么理解的?

    【林毅夫:】其实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创新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不同的产业状况,创新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跟发达国家还有差距的,你可以发挥比较优势,你可以将现有的技术引进来,引进来的方式可以到海外并购、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可以招商引资,这也是一种创新方式,只要将新的技术引进来这就是创新。有的我们已经在世界前沿了,那就自己跟发达国家要研发。还有的已经是失掉比较优势的,创新方式就有两种,一种是帮助它走向微笑曲线两端,这种生产活动的附加价值更高,这是过去它没有做的,也是创新。另外有的是在国内生产,现在到国外生产,这也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也是创新。还有弯道超车,当然也要研发,还有国防产业。我觉得每个不同的产业,它在创新的过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一样,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必须根据不同产业的不同特性对症下药,如果只有一种药方,那就没有办法适应各种不同可能的疾病。你刚才所讲到的,实际上就是主流的、没有结构的、不懂得去分析不同产业面临的状况不一样的。比如我为什么批评主流经济学,你是读经济的吗?

    【现场提问:】是。

    【林毅夫:】你读的宏观经济里有几个产业?整个国家就是一个产业,对不对?就是一个生产函数,国际贸易还是老的国际贸易,现在新的国际贸易同样都是一个产业,只是一个产业里有很多企业而已。发达国家的这些理论是根据发达国家的需要提出来研究的,我们是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哪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去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你学理论的目的是什么?

    【现场提问:】经世济民。

    【林毅夫:】对啊,但是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我们的条件和他们不一样,那你学这些理论,如果照办会有怎样的结果?最好的结果就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只不过小一点,但是可能有时候还更糟。我建议你来学新结构经济学。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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