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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背后的故事.

2017年05月27日 浏览量: 评论(0) 来源: 南方周末 发布者: 北京三联书店原总编辑 李昕

1982年9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规矩,编辑上岗以前要先做校对,算是专项业务培训。我做校对大约10个月,然后被分配到当代文学编辑部理论组。

我在理论组的工作期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的出版。杨义今天已是声名显赫的学者,作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少数民族文学所两个所的所长,退下来以后到澳门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写了《中国叙事学》、《李杜诗学》、《论语还原》、《楚辞还原》、“先秦诸子还原”系列等多种古典文学、文化研究专著。可是他在人文社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只是一个三十几岁刚毕业的研究生,而他的成名作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编者注:全书在1986年出齐)。

与杨义先生合影(2012年)。(资料图/图)

杨义花了大概五年时间写出了这部著作的第一卷,拿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大家一看全愣了,稿子太厚了,两尺厚一大摞,五十万字,而且这只是一套书的第一卷!也就是说,把这三卷写完要写150万字。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最高殿堂出一套文学史长篇巨作,是没有先例的。要知道那个时候文学史著作都是大学老教授领着青年教师和学生一起写,以一个人的力量搞这么样一本大书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这当然要慎重对待。老编辑罗君策先把稿子翻阅过一遍,评价很高,可是接着罗就被调走了,稿子便转到我手里。我阅后极口称赞,又给老编辑毛承志看,他阅后也非常兴奋。于是我们就把这个难题交给社领导,说我们要出这套书。

杨义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后被收入《中国文库》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后被收入《中国文库》。(资料图/图)

这样一种态度,等于对作者承诺三卷本都要出。但当时出版社已经到了需要考虑经济效益的时代,这套书作为理论著作出版,赔钱是必定无疑的。我们的主管副总编叫李曙光,他找我去谈了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是理论组的组长了。他找我谈,说要出可以,但有个条件,你得把它变成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是多大的难题啊,我想他将了我一军,当然他也是好意,逼我一下,让我想办法把事情做成。试想,一个三十几岁的学者,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写出这么一套书,上来就要做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谈何容易?但当时我们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写了一封推荐信,盖上公章拿着推荐信骑上自行车直接找到国家教委,在那里碰到的国家教委教材中心的工作人员,人家态度非常好,告诉我光是出版社推荐信不行,还得有专家推荐。我问需要什么样的专家?他说越权威的专家越好。回来后,我就跟杨义商量,找到了唐弢、王士菁、严家炎、樊骏等四位专家,请他们写意见。

这四位专家对于杨义都是熟悉的、了解的。他们也都奖掖后进、鼓励新人,对杨义的学术创新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带着他们热情洋溢的推荐意见,我再一次到国家教委教材中心去恳谈。其实虽然事情在努力地做,但内心里没敢抱什么希望,只是怀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那时,国家机关也不讲求什么关系学,我们没请过一顿饭,没送过一分钱的礼,甚至连一声谢谢也没有说过。等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忽然就收到国家教委一份公函,里面盖了大红印章,批准这套书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要知道,这是150万字的书,我们只给教委看了50万字第一卷的稿,他们就把150万字的三卷本全批准做教材了。这样杨义一下就解决了后顾之忧,从这以后,杨义的学术道路就是一片坦途,以后他再出版任何著作都不困难了,因为有这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打底子。后来这套书还夺得了第一届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到现在杨义已经出版了五六十本学术著作,成了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家,但是他后来跟我说,如果当初这套《中国现代小说史》不能出版的话,他可能就改行了,中国可能多了一个商人,少了一个学者。确实,杨义呕心沥血写出150万字的大书,如果当时没人出版,他是没办法继续做学问的。

1994年,有一天杨义忽然拿了一大堆书稿来找我。此稿文字不多,大约20多万,但是插图却有1000多张。那些图是杨义四处搜罗来的,主要是从民国时期的报刊上复印,清晰度不高,有些图黑乎乎的。

杨义的《中国新文学图志》,后在三联出版,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图志》。(资料图/图)

杨义告诉我,他要开创一种文学史写作的新文体,叫做“图志”,以图文互现、图文互证的方式展开研究,以图出史,以史解图。这当然应该支持。但是,当时人文社和国内大多数出版社一样,没有电脑排版设备,无法进行图文混排;书中的插图,要在照相单独制版后,再和文字版拼在一起印刷。要把1000多幅插图先一张张照相再拼版插进书里,工作量大到不可想象,而且,每一幅插图都要占单页,现实中也无法操作;何况,许多插图还需要修饰,不能直接印书。所以杨义此前曾将书稿交给两家出版社,编辑都知难而退了。

这时,杨义问我有没有办法。我知道这套书已经出版了台湾版,台湾那家出版社曾利用电脑编排了插图,并修饰了图版。我想出一个取巧的主意,请杨义给我找两套台版书,打算利用书中编排和修饰过的插图来发稿。我把两套书中正反两面的插图都用剪刀剪下来,贴在A4复印纸上,凑成一套图稿,再把插图的文字说明另外排字印出,也一条条剪下来,和插图拼贴在一起,最后将一摞摞的图稿送去照相制版。即使这样走捷径,工作量也大得惊人,我足足没日没夜地干了三四个月。那时我家房子很小,晚上在家里编辑这部书,桌子摆不下,就把床上的被褥掀起来,在床板上摆摊子。我太太至今都还记得当初满屋子都是稿纸的情景。

当然这功夫没有白下。这部两卷本的著作出版后,不仅好评如潮,而且颇为畅销。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进入“读图时代”,多插图的读物非常少见,特别是以“图志”形式写史的著作,尚属绝无仅有,可谓开风气之先。所以它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与台湾都引起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文学史写作独创性和多样性的相结合的一个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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