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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时务”的中国教育,让中国教育者怎么办?

2016年03月28日 浏览量: 评论(0) 来源: 共识网 发布者: 胡子立
摘要:我常常觉得,那些未成年者的自杀是我们教育的罪孽,因为我们使生活与教育分裂,我们未曾以心传心地教他们何为生命的本真,如何应对人生的艰险。

 

     去国日久,原单位因为初高中分设,已经改换天地。回来后,初中部的校长委托我忆昔而望来日,为这所建校近五十年的学校,提炼精华并提出下一个阶段的育人目标与教育理念。这任务于我可谓艰巨,一则我非什么教育专家,不懂时新的教育理念;二则离开三年有余,对学校所做的事情可以说一无所知。但无法推脱,只能答应试试。最后我盗得三联的火种,提出“培养爱生活、求新知的好公民”作为育人目标。

  建校的前辈为这所学校订下的校训,尤令我倾心:崇德、尚礼、勤勉、求真。我曾在毕业典礼上对我的学生说,人生的意义无非就在这“求真”二字上:求真知、求真理、求真爱。而我隐而未说的是,因为对“真知、真理、真爱”的追寻,才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源源不断的激情,勤勉有因,故而“人不堪其忧,我不改其乐”。至于“德礼”,“德”是自我修行,“礼”是待人之道。当求得世间真理,你才发现,你如此期望这个世界的人能彼此温柔相待,我以我之德行接纳、谅解、悲悯、博爱世人,捍卫他人之自由权利,也希望世人如此待我。八字校训可谓历久弥新。在对校训的个人解读中我突然意识到,这八个字不正道出了教育的本质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会我们,在此生此世如何生活,并且活得丰盛。

  我总觉得时代的洪流是浮躁的,它的裹挟之力又于沉默间,以撼天动地之势席卷身处其间的芸芸众生,若非有觉醒的机缘,很难跳出来冷静看待自己的人生。去年年初,我在新加坡因日积的工作压力与情绪焦虑,爆发严重的湿疹,双手长满细小的水疱,访中西医都无果。而独自生活,不可触水的双手,几乎令我生活不能自理。我记得,当黔驴技穷之际,我在住所对面的大华银行门口,看着身边熙来人往,突然发觉自己身处的城市居然满是生死两不知的陌路人,此时才体会到小时候从课本里学到的“克死异乡”四个字的可怕与悲凉。而我当时在异国谋求什么呢?是别人艳羡的眼光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还是较好的物质待遇安抚了自己因安全感缺失而生的焦虑?可这真是我需要的吗?或许这就决定了我年底拒绝了新的合约,收拾行囊回乡。

  我们的教育也是如此,我们总觉得很多的妥协是不得已,是“识时务”。于是你看着中小学乃至大学一头扎进对所谓关乎“前途”的一场场考试的精研中。对试题的研究,知识点所能演化出的考查方式,掌握这些知识点的光怪陆离的训练方式,几乎令人咋舌。且不论这不是教育真正的目的,何以见得这就是通往应试成功的唯一途径?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训练也是一种思维训练。僵化复刻、精致伪饰、“奇计淫巧”,而活泼自由率性充满创造力的生命给扼死了。他们的生活也就沿着所谓“必然”的轨迹,成了唯独缺少自己的复制品。用陈丹青的话说,这就是“伪教育”,“都是装出来的惊喜、装出来的激动、而且一装就是一辈子”。这样的教育是与我的构想背道而驰的,就结果来看,受教育者并没有过上“我”的生活,更别提“过得丰盛”。

  这种思维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急功近利,例如各种社团活动的最终指向是拿到奖项。人对新知天生的好奇,人对文学、艺术、运动的生命渴求,都因为这种教育方式而干枯颓萎。有位同事和我说,有一天她在语文课上,讲前夜所读之书的感悟,有学生发问:老师,讲这些有什么用呢?还是讲和中考有关的知识吧。功利之心不是天真烂漫的学生踏入社会后突然而生的,而是我们的教化就是一场功利运动,学生早就浸淫其中,深得其昧。

  我想一个国家的义务教育的责任不在于要培养学者大师,当然更不会是应试能力。它应该以培养一个合格的公民为己任,这个公民对时事能撇开外界的干扰,有自己理性的判断与公允的评价,能待人以礼,能依法捍卫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能对未知的世界保持好奇心,能义无反顾地追寻自己心之所至的真生活,悲而能泣、喜而能笑……也就是爱上真真切切的生活,在时有艰险的一生中始终能爱生活原本那张一半残酷一半温情的脸。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一位虽非我教但相识的学生跳楼自杀了,自此我的心里就有了无法驱逐的鬼魅阴影。我常常觉得,那些未成年者的自杀是我们教育的罪孽,因为我们使生活与教育分裂,我们未曾以心传心地教他们何为生命的本真,如何应对人生的艰险。培养爱生活的公民,也是为了让学生做一个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这位大师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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