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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国富民富与经济学》有感

2014年03月20日 浏览量: 评论(0) 来源: 本站原创 发布者: zjzjzzz
摘要:翻看三年前的经济学讲座笔记,作者发现对于当时何正斌教授的观点产生了较多的不认同,由此引发了关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讨论。

【经济学院 司易凡 文】大概三年多以前,我刚进入大学没几个月,去听了大学的第一场讲座——国富民富与经济学,讲座嘉宾是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的何正斌教授,因为何教授此行的另一目的是推广他的新书《经济学300年》,这是一部讲述经济学发展史的著作,所以何教授在讲授过程中也穿插的了一些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学家的观点讲解。

 

翻看当时听讲座时所做的笔记,发现经过三年多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对何教授当时的很多观点由当时的认同变为现在的大部分不认同。当然这并不是质疑何教授的学术水平,而是贯穿整个经济学发展史的一个问题——门派之争,应该说,何教授的大部分观点其实更加接近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而对于我们这些接受了三年多正统西方经济学训练的学生来说,目前很难再重新接受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观点,因为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经济现实基本可以证明一切。可以说,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现在越来越被认为是过时的理论的原因不仅仅是研究方法的落后,更大的原因其实是传统理论对于现实解释力的不足。众所周知,经济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理论,其中任何一套理论都不能够维持十分长久的解释力,原因在于,经济现实会随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而不断变化,这也就要求经济学家要不断寻找更好地研究方法和解释力更强的理论。

 

回归讲座本身,首先,何教授将国富与民富理解为一个并列关系,即国家掌握更多的财富,民众得到的就少了,而民众掌握更多财富,国家掌握的少了,其职能就会受到影响。但从我的角度看,这个关系的定义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个人更多的认为,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其实应该定义为因果关系,即“国富”的原因是“民富”,二者并非一个你多我则少的总量固定的静态博弈,相反,二者的总量其实是变动的。另一方面,国富与民富,这其实是财富分配的不同阶段,如大多数人所知,国家财富的来源多是取自税收,国有企业尤其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对国家财务的贡献微乎其微,而税收则是完全取自国民收入,也就是说,只有国民收入的增加,才能真正在总量上增加国家财富。这一点有点类似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经济学供给学派提出的拉弗曲线,即国家财富的增加取决于国民财富的增加,一般而言,国民对于税收的承受程度存在一个最优的临界值,这就是说,国民对于税率有一个最高的可承受值,低于这个承受值,民众则会保持努力工作,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一旦超过这个承受值,国民则开始消极工作,因为高税收所带来的收入不变或者减少使得国民失去努力工作的动因,这样,国家财富更大的可能是保持不变甚至减少,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并非是一件好事。当然,何教授的观点也并非完全有问题,他后来所提到的国富与民富同时壮大,国家才能更好的发展,这一点是我比较同意的,只要控制好税收的比例,合理分配国民收入,对于经济的整体发展而言,是非常有益处的。

 

接下来,何教授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论证他的观点,他认为,英国可以作为国富带动民富的代表,美国则可以作为民富带动国富的代表,英国通过国富壮大国家实力,再向海外投射国家力量,来推动国家的整体发展,而美国,则是通过一代代的移民艰苦创业,积累财富,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同样,何教授这一观点中将英国定义为国富带动民富的代表,我也不太同意,因为明显的,这一观点并不能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从经济史的角度看,英国的强大并不能够将原因归于国家的富强,这同样是一个因果的问题,在英国真正崛起的十八世纪,英国国内流行的思潮是重商主义和亚当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这其实反映了当时英国国内商业文化的繁荣,当然,这一时期内发生的工业革命,才是真正使得英国国家富强的最主要原因。在这一点上,技术的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虽然技术这一变量被认为是外生的,但索洛清晰地认识到技术进步的作用,于是将模型中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发展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TFP),而英国当时的状况,则是该理论最好的验证。接下来,何教授依据其观点提出,国富带动民富更具有普遍性,也更加适合中国国情。对于这一点,我是完全不同意的,首先,国富带动民富更具有普遍性这一点同样在实证研究中是得不到支持的,目前全球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验,都是先经历了民富的过程,再慢慢转向国富,可以看到的是,福利国家这一概念是在二战之后才慢慢开始兴起的,在先前的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各个国家并未有开始将大量的国民财富聚集于国家、政府手中,更多的是藏富于民。而对于另一点,先国富再民富,其实并不是非常严谨,因为中国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还富于民的过程,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黄亚生2012年曾在国际知名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发表过一篇综述论文,这篇论文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几个主要原因,黄亚生教授通过实证研究将中国经济腾飞的动因归纳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民营经济的繁荣、国内政治转型以及金融领域的改革,他的这个观点我是比较同意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的腾飞,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创造了更多的就业,也真正为国民收入的增加做出了贡献,这一点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从这些研究上来看,中国目前所经历的其实是一个由民富走向国富的过程,这样看来,其实先民富再国富似乎更加符合中国国情。

 

在讲座的最后,何教授提出了他的政策建议——自由、自主、自愿、法制、产权明确。对于这一建议,我是完全认同的,因为这是贯穿整个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同时,这也是目前经济学两大主要流派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都认同的观点,自由是讲市场秩序,自主和自愿是讲各个经济主体,法制、产权明确则是对政府的要求,让其为市场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如我之前所讲,民富是国富的基础,而国家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更应该是一个服务者,而不是一个利益主体,这在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中有非常好的描述,国家成为一个利益主体时,就会产生排他性,这对于国家发展而言,危害性是极大的。

 

以上是我的全部观点,虽然我个人对何教授的大部分观点并不认同,甚至很多时候看起来有些事后诸葛亮的嫌疑,但我所有观点仍尽可能保证我的客观性,因为我本人的梦想也是希望能够成为一名职业的经济学家,大学这几年也阅读了不少学术文献,有很多是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因此可能会有一些与何教授不同的观点,但我觉得这是学术之争,在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是极其正常的事情。最后回归到讲座本身,何教授还是为我们奉上了极其精彩的一场演讲。

 

参考文献:

何正斌 《经济学300年》

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与思想》

方福前 《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

黄亚生 《How Did China Take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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