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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对摄影,我有自知之明

2015年12月13日 浏览量: 评论(0) 来源: 南方周末 发布者: 南方周末记者 袁蕾

2010年5月19日,在珠峰营地训练,途中经过光溜险峻的大片冰坡。 (王石/图)

 

  

王石虽然有整套莱卡相机,以及数不清的其他器材,但现在他还是只带手机出行。

王石每天会发三四条微博,大部分是他的系列摄影,“窗外”“人在旅途”“人与植物”……他称之为“影像日记”。和朋友圈发的内容,有时候有些小小的区别——一旦涉及赛艇、跟哪位大人物见面等等内容,就不太会出现在公开的微博上。

“比如我五点半起来锻炼,六点半到八点钟回来,不但不影响工作,你看我的精神状态很好。这样发在朋友圈里,大家会说,啊,你的状态太好了;到了微博那边,要么是‘你逞什么强啊,硬撑着说自己还不老’,又或者是‘你天天就在玩啊’。我不想炫耀,但是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所以你自己得知道这些社会心态,挑些不至于引起反感的内容发。不算是被绑架,这叫……把握分寸。”

强联系、弱联系

2015年11月16日,王石在昆明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八点半到十点半,是赛艇晨练,临近中午回到酒店,接待他从各地邀请来的企业家。路过酒店门口,发现门口有一个艺术装置,他立刻掏出手机,找了角度,拍了下来,才匆匆进门。这个装置并没有发布在他的微博或者微信之中。

王石组织的这六十多号人,基本上来自他参与的各个组织,除了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深圳企业家摄影协会,还有亚布力、北大国发院、北大光华、深潜班、万科等。他们的目的地是哀牢山——褚时健褚橙庄园的所在地,看望褚时健。

昆明到哀牢山有5个小时车程,王石从自己的专车上跑下来,上了“2005”的大巴,5个小时里,他没有歇一分钟,组织互相不认识的“2005”、深圳企业家摄影协会以及昆明当地的登山者聊天。

“中国人的交际方式就是强联系,一个是血缘,第二个是地缘。咱们都是清华的,这属于强联系。你看你们坐车,情不自禁的,‘2005’的一定会坐到一块,这是强联系。但是按管理学来讲,你强联系一辈子超不过15个人。什么叫弱联系呢?现在的互联网是弱联系。”王石讲自己在英国留学时的故事:他没有“中国胃”,吃饭就在食堂,碰到了一位英国教授,第一天给他讲布谷鸟,他知道了布谷鸟在国外是不吉利的,第二天他听了一番完全听不懂的话,回去一查,发现对方在讲天体理论和太阳黑子。

满车“弱联系”的人们活动开了手脚,一路上大家各自讲自己的故事。

褚时健算是王石的强联系。这两个年纪相差二十多岁的企业家本来并不认识,王石在新闻里看到褚时健审判时的画面,“腰杆笔挺,有股那种劲儿”。

褚时健保外就医,回到云南后,两人才第一次见面。得知褚时健要种橙子,东山再起,王石非常钦佩,张罗一些经济学家给褚橙做案例分析,“褚橙”这个品牌也随着褚时健励志的故事迅速红遍中国。

晚饭之后,大家一边吃着新鲜摘下、切好的褚橙,一边围在圆桌聊天,各地的企业家问最多的问题是“褚时健是怎么做到从低谷中再起的”。

褚时健的口述体传记马上上市,当晚出版社带来了新鲜印出的书到现场分发,这是王石为褚时健做的四件事之一。摄制组忙碌地记录着发生的一切,这也是王石为褚时健做的事——拍一部褚时健纪录片。

这次褚时健庄园之行的“弱联系”有了很多意外收获,有做投资的企业家准备对褚橙的电子商务进行更多的合作,深圳企业家摄影协会准备组织一个摄影队来拍摄褚橙庄园和哀牢山,歌手程琳送了褚时健一把二胡,希望他能开始学习二胡。

聊天轰轰烈烈地进行到晚上10点多,王石完全没有困意,接下来是跟南方周末记者2个多小时的采访。

褚时健(右)是王石(左)的强联系,两人的联系是从褚时健保外就医、开始种橙后开始的。 (王琛/图)

“我想听到批评”

在哀牢山时,王石一如既往地挑图、发布,内容是他和褚时健的合影,还有褚橙庄园里丰收的橙子。

王石对自己有些规定:每天发表自己的东西,一般超不出三张图片、三个主题:“你是发给别人看的,你要知道你给人传递什么印象,什么情绪,你想说什么东西。”

“我没有那种先天性的艺术灵感,从某种意义上,我这方面是笨的。”王石说自己有“自知之明”,他很希望听到人们对他摄影的批评。

王石接受得起批评吗?

“经历过2008年那种事件,把我批判得打翻在地,恨不得踩上一只脚,什么没经历过?”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网友因为“万科捐款只有200万”把王石当成了痛斥的靶子。

王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打算开一个批评会,请专家会诊自己的摄影作品,“中国人比较忌讳当面批评,也许背后会说实话,但是当面都是赞美,包括文艺批评,所以我希望拿我的作品开刀,让大家当面批评。”

然而至今,王石得到的都是称赞。

2012年的5月,国家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了一个摄影活动,中外摄影师华山PK,国外摄影师三位都来自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中方三位都来自深圳企业家摄影协会,其中就有王石。

PK不复杂,两组三人,分别“用镜头发现华山的美”。每人拍30张,几位评委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摄影家》杂志总编和执行副主编,进行不记名投票。

《国家地理》的摄影师关注的是看书的道士,在华山生活的老百姓。

王石当时带着三部器材:两个iPhone4手机,一个索尼352相机。

王石没有拍风光,也没有拍人,他的镜头里是“华山视觉污染”,游客在华山放的连心锁、祝福红布条,当然还有留下大量的垃圾:“我觉得华山被污染了,这是非常明确的意识。”

最后王石的作品高分胜出。

照片越拍越多器材越用越少

众所周知的是,2013年4月17日波斯顿马拉松爆炸案时,王石就在现场,他在第一时间拍摄了大量现场照片,放在微博上,后来《纽约时报》使用的爆炸图片,就是王石拍摄的,还支付了稿酬。王石至今很得意,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时拍的照片,就是有意识地构图,“有意选择爆炸氛围当中美国的国旗。”

“当时爆炸还没结束,我心里是很沉稳的,我觉得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录一些东西。手机在这个时候就完全发挥作用了。”

用手机拍照的习惯是从王石在哈佛上学时开始的:“每天8点半上课,一直上到下午5点,你是去上学的,又不是去玩的,怎么可能带相机?然后你会发现,现在更多和这个周边的城市打交道是通过窗户,自然而然你就拿着手机开始照。”

早上起来拍,晚上睡觉前拍。离开哈佛了,王石也总是在路上,飞机上、汽车里,要不就是房间里,用手机拍照,但他和这个世界永远隔着各式各样的玻璃。这是他“窗户”系列的来源。

“一般来讲,把窗户打开拍照才清晰,但飞机上的窗户打不开,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隔着一层东西,看世界是模糊的。你习惯了,不会感觉到隔膜。”王石回忆他去西藏航拍时,飞过雅鲁藏布江,从那个角度看江,丝毫没有感觉窗户的隔阂,“隔着窗户反而成了你的一个特点。比如说,你室内开着灯,灯的倒影闪在窗户上,再比如人的影子映上去了,你要回避;后来你才发现,人的影子和街影的夜光,也可以加在一起,反映窗外,也反映窗内。”

也有一次闹了个笑话:王石站在洗手间拍窗户,背后是他裤衩的倒影,没注意就发出去了。

“人与植物”系列,来自王石的另一个爱好:植物分类。“有人喜欢收藏古董,有人喜欢收藏字画,我的爱好就是植物分类。”王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小时候父亲喜欢种花,我是城市长大,父母按现在来讲是中层干部,没有独家花园,就是家里的一块。父亲伺候那些花,我在旁边。”

1990年代王石开始登山,登山前大量时间都必须在大本营休整。大本营没什么东西可拍,只有植物,高寒地区植物。王石一一拍了下来,对着照片查名字,查分类。“有些你查也查不到,就建立一个小圈子交流。”

大家知道王石喜欢植物,走哪儿都安排他看植物。一次他到费城开董事会,会后是植物学家陪他逛植物园。在植物园里,王石变成了导游,不停给植物学家介绍这个、那个,因为这位植物学家是专门研究兰花的。

王石喜欢思考有关植物的一切:“人是高等动物,我们可以主宰这个世界,那么人和植物,到底谁主宰着谁呢?”

他的判断是:植物主宰人类。“生命的意义在于延续。从生命意义角度,是植物成功呢,还是人类成功?比说郁金香花,荷兰为了培育这种花,花了多少成本,郁金香不能移动,本身不能进行选择,但是它的美诱惑人类花大代价来繁衍它的后代。我们再来看,小麦是不是这样,玉米是不是这样?我们所谓的农耕文明,辛辛苦苦把杂草全部除掉,我们靠它为生,必须留下种子,再改良,再继续种下去……从生命的延续来讲,植物非常成功。你拍植物,是通过视觉来认识植物,认识人的生活、生命的意义本质。”

王石并不觉得手机系列有什么代表作,王琛立刻告诉王石:有,就是王石母亲去世时,他站在窗户前自拍,一张黑白照片,玻璃上倒映着王石的脸,脸上似乎有“一滴眼泪”。

王石登山时一直带着的吉祥物、说话对象——泰迪小熊,它出镜过很多次。 (王石/图)

艺术第一极限第二知名度第三

王琛是深圳企业家摄影协会主席,他和王石都是这个协会的领袖人物,王石的摄影集《风光极限》,他就是策划人。

“企业家、官员、演员……很多群体都喜欢摄影,但可能企业家组织、执行能力比较强,所以深圳企业家摄影协会帮助了很多人,也包括我。”王石反复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

王琛可能是最熟悉王石摄影作品的人,也是王石在摄影方面最信赖的人。在王琛看来,王石的影像日记就是他的一种风格,他告诉王石:“摄影的使命是什么?是记录,肯定不是为了艺术。”

《风光极限》是王琛从王石无数的登山摄影中挑选出来的,一共31张,限量300本,全部带有编号,并不对外发行。2015年9月,《风光极限》中的部分原作,加上接下来要出的《光影极限》中的原作,一共50张,在平遥国际摄影展上第一次公开出现。

一张图片、一个故事,这是影集的思路。“登山缺氧,他经常说他那时是八岁小孩的思维,实际上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记忆。每一张照片,我都记得他说的故事。”王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摄影集里有航拍的雪山、登山的同伴、风雪来临时的景象、自拍。

王石喜欢自拍,有时候参加运动训练,汗流满面,他会自拍一张,“不是为了表现你自己,不是很欣赏的状态放上去的,那太自恋了。”他喜欢的是“记录自己的状态”。

极限运动中,要“记录自己的状态”只能自拍:“不可能让别人给你拍,大家有时候连命都会没有了,没人会来顾你。有时你已经迷迷糊糊了,但你会想拍两张照片。”王石把这看成是“对摄影的一种贡献”,“一种使命”。

这些冰雪极限运动中,出镜的还有一个玩具小熊。

“它是我的吉祥物,旅行中的一个伴侣,对话者。”2002年他去登北美第一高峰麦金利山,阿拉斯加负责接应的人为他准备完登山的装备和食物后,递给王石一个小猴子,“这是我的吉祥物,现在我让你拿着,它应该可以帮助你安全回来。”

安全回来之后,王石立刻去买了自己的吉祥物——一对泰迪熊,一个红色,一个蓝色。“到哪儿都背着。”背了3年,登山的同伴看到了,喜欢得不得了,硬是给抢走了。于是王石又买了一个小熊,就是出现在《风光极限》里的这个,现在它频频出镜。

美国作家乔恩·克拉考尔的《走进空气稀薄地带》是登山界的“圣经”,记录了他1996年登珠峰时遭遇的著名灾难——4支登山队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风暴,12人相继丧生。其中台湾登山队里,只有高铭和活着回来了。

王石是这本书的中文序者,从书里,他看到高铭和不顾队友丧生,还是执拗地继续登山,后来九死一生,之后手、脚、鼻子因为严重冻伤,经历了15次手术,切除了全部手指、脚趾、双脚后跟和鼻子。看完之后,王石对高铭和完全没有好感。

直到在台湾遇到了高铭和。“我当时问高铭和,为什么你的同伴遇难了,你还不下山?他说我们有商业合同,我来之前已经跟出版社签订了合同,要我拍《中国百岳》,就是拍最有名的一百座雪山。出版社赞助我来登峰的,那就需要我登顶啊。同伴没了,我不登了,怎么向赞助商交代?我才意识到,克拉考尔显然是站在欧洲中心主义,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作为一个登山者、一个摄影师、一个企业家,高铭和的商业契约精神,给了王石极大的冲击。

截肢后的高铭和生活潦倒,老婆也走了,他还是坚持要拍完《中国百岳》,“那家出版社都已经倒闭了,他根本不用再承担责任了,但他还是坚持要拍完,根本不是书里讲的那种不负责任。”王石感叹说。

高铭和已经完成了七十多座山,还剩二十多座,王石就请深圳企业家摄影协会安排飞机直接带他上山,但高铭和拒绝了,他告诉王石:“我必须脚踏实地到那儿拍。”

“脚踏实地”这四个字,也给了王石很大的冲击,这和他对褚时健的敬佩是一个道理。

王琛正在给王石编另一本摄影集,是王石这十多年爬山时拍的照片,取名《光影极限》。现在已经挑了六十多张照片,他要挑到80张到100张:“这本书是集他这十几年极限运动所有的影像,这次,艺术放第一位,极限运动放第二,王石的知名度放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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