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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故宫新匠

2016年04月28日 浏览量: 评论(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发布者: 程曼祺

导读

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火了一个世人本不熟悉的职业——“文物修复师”。

导演叶君说,他想让人们看到的不是惯常的“工匠精神”:手艺行将没落,他们坚守着最后的微光。每个人都会有职业,职业中都会有琐屑细碎的地方,这些师傅是在教会我们如何与职业、世界和自己相处。

屈峰在雕刻佛头。

从车水马龙的北京景山前街穿过护城河,进入神武门,往西走,数步之间就拐进了故宫博物院里一条狭长的甬道,西筒子。

与从午门进来的宽阔大道和广场不同,这里鲜见挂着照相机的游人,听不到扩音喇叭里传出的导游讲解。4月8日早上,当李苏菲穿过这儿时,她只听到了头顶的鸟鸣和20多个年轻人的脚踏在石板上的咔咔声。她一边走一边想,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啊?

近600年来,西筒子附近来往的是宫女、太监、杂役;后来是一身军装的冯玉祥的部下,他们在1924年的一个傍晚赶走了末代皇帝溥仪;接着是铰了辫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文人。

这天,20多个年轻人要参加一场毕业季面试,面试的部门是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包括李苏菲在内,好几个来面试的年轻人都看了今年年初播出的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片子的主角正是文保科技部的修复专家。

这部纪录片后来被上传到了以90后和00后用户为主的弹幕视频网站哔哩哔哩。没想到这部“冷片子”的全网总播放量达到了纪录片类型中很高的1200多万。

屏幕上,屈峰雕刻着佛头、闵俊嵘在制作生漆、王有亮在给青铜复制品做颜色、王津小心地调试着“乡村音乐水法钟”上小鸟的翅膀。屏幕另一端,年轻的观众用特有的“弹幕语言”表达着对这份工作的向往:“师傅还收徒弟吗?”“求如何进故宫,在线等!”

穿过长长的西筒子,经过一地玉兰花瓣的故宫图书馆,“热心观众”之一的李苏菲终于在一个会议室里见到了屈峰、闵俊嵘、王有亮等影片中的“熟人”,她忍不住低头乐了。

这一刻,自然无法比肩这座古老的宫殿中值得铭记的众多历史瞬间,却可能深远地影响在场20多个年轻人未来的生活。

如果有缘的话,他们将在不久后进入故宫,像片中人一样,一边修复着千百年前的文物,一边不知不觉就度过了自己的青春。

“他们跟《疯狂动物城》里的树獭一样。”

“走,去趟寿康宫。”纪录片里,铜器室的王有亮师傅对徒弟高飞这样唤了一句,屏幕上立刻飞过网友一排艳羡的弹幕:“真霸气!”“摆驾寿康宫”“好帅,直接去宫殿”。

文保科技部的办公地点,坐落于西筒子南端的“西三所”。这里是慈宁宫大佛堂北面的一片院落群,清朝时是先帝嫔妃的居住地,所谓“300年没进过男人”。如今仍然是故宫的未开放区,不见喧闹的游客,红墙绿树掩映,一晃神儿还以为真穿越回了几百年前的“紫禁城”。

屈峰在木器室里修复挂屏。

木器室现任科长屈峰属于修复专家中相对年轻的一位,他在2006年从中央美院雕塑系硕士毕业,之后进入故宫。

穿着样式平常的灰色休闲服,屈峰坐在木器室正中的大案子旁——他们喜欢把桌子叫“案”。

办公室是一间“地价最贵,但条件普通”的70平方米的平房,地面依然是大石砖铺就,坑坑洼洼的裂缝和凹陷处散落着一层扫不起的木屑。

这些木屑可能来自宋代的佛像、明代的家具或清代的屏风。斜躺在案上的刨子,使的是寻常人家不用的硬木料红木,年纪比屈峰还大,是师傅的师傅用的。

初夏,木器室小院里总会热闹一阵,这是杏子长成的季节,大家通力合作打杏子吃。一个人爬梯子上去摇,三五个人负责在下面绷着纸接,带着翠绿叶子的大黄杏,不一会儿就铺满了白纸。

这一场景也被记录在纪录片里,导演叶君带着羡慕的语气撰写了如下的解说词:“在高楼越来越多的北京,当越来越多的人只能在办公桌旁,放上盆栽和小型绿色植物时,他们还可以在瓜果飘香的环境里工作、生活。”密集的弹幕表达了同样的赞叹:“太羡慕!”“这是招聘宣传吗?”“我也要吃御杏!”

古色古香的工作环境,和文物这种特殊的工作对象,让这里的修复师常常能体验寻常工作中难得的“历史穿越感”。

铜器室的高飞自己单独修的第一件东西是小摩天轮“旋转吊车”。吊车有6条长臂,顶端吊着6个小挂篮。高飞后来才知道,这件东西是溥仪小时候的玩具。他觉得挺神奇的:“怎么溥仪的玩具就到了我手里?”

在宫里待得久了,有时候,兜兜转转还能撞见年轻时的自己。钟表室的王津是1977年进宫的,到如今快40年了,经手的钟很多,大多数修完后都送回地下库房收藏。

去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 布展时,王津见到了自己1989年修的“转八仙人钟”,“像见到了亲切的老朋友”,20多年前拆钟、修钟的经过历历在目。那会儿他是27岁的小伙,现在已经年过半百,再做5年就要退休。

退休前还能修上多少件钟,王津自己也无法估计,因为修复文物是一项急不得的活儿。

“他们跟《疯狂动物城》里的树獭一样。”导演叶君说。在拍摄过程中,这群修复专家的“慢”,让他印象深刻。

拍摄那会儿正是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展览的筹备期,对修复师来说,已经是难得的“赶”的时候了,但拍摄团队看着他们还是觉得慢。刚开始拍的时候,第一天和第五天的拍摄素材没有区别,在各科室所见的就是各种“摩擦、摩擦”:木器室在擦佛像的手指,铜器室在擦高丽刀的刀刃,漆器室在擦盖满灰尘的瑟。

宫墙之外,是日新月异的北京城;而西三所里,被修复的文物和修复他们的人都遵循着古老技艺自己的节奏。

除了大型展览,修复专家不用面临其他工作常见的“截止时间”。在活儿干不下去的时候,有经验的老师傅会建议年轻人去院子里转转,因为硬干还容易捅娄子。在画纸上描摹一朵盛开的牡丹,把捡到的枯木头雕成一个小痞子,给老师傅画一幅肖像,都是这里的修复师尝试过的“减压”方法。

在“过劳死”时不时蹿上社会新闻版面时,故宫的修复师仍能享受到“绝不加班”的待遇,因为这项工作最要不得的就是“疲劳”。于是每到下午5点,劳作了一天的修复师会在小院里排成长长一队,等待刷指纹后下班。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与故宫打过多年交道,他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制片人。他想展现的就是“缓慢的、悠闲的、有趣的生活”,他认为这是当代最缺的东西。“你看里面那些小姑娘,气质都特别好,什么样的生产机制,生产什么样的气质。”雷建军说。

在拍完这些慢悠悠的修复专家后,导演叶君目前在帮忙制作“清华人文大讲堂”学术公开课视频。他发现,自己接触到的许多大学生成日忙得不可开交,“一个个跟怀揣着5亿合同似的”。

“慢慢来”

上班地点是清幽的宫里,接触的是常人难得一瞥的国宝,每天5点准时下班,不时还可以“穿越历史”,“在故宫修文物”应该算得上繁忙现代都市中难觅的好工作。

但10年前,当聘用合同真摆到屈峰面前时,他却犹豫不决。拿着合同,他在御花园生生坐了两小时:“难道人生就这样了吗?”

王津正在修复钟表。

屈峰那会儿刚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想当艺术家。另一个选择是继续考雕塑系的博士。

一咬牙,屈峰还是签了。他知道这不仅是一个职业选择,而且也是人生抉择。结果自己还是后悔了一阵,最初的犹豫,像一颗芽在日后生长蔓延,让屈峰“刚来的前些年老想跑”。

于是,今年4月,当作为科长面试新一拨年轻人时,他忍不住要多给毕业生提个醒:你们知道这个工作性质吗?想过自己的性格合适吗?

一个年轻人一脸憧憬地说:“一想到每天都能接触文物,就心潮澎湃!”屈峰给他泼冷水:“这个地方可不能澎湃,一澎湃就麻烦了,还是要冷静。”

经历了多年系统的艺术教育后再进入故宫的屈峰知道,艺术院校自由散漫,而文保科技部朝八晚五的上班规律十分严格,在修复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也都有严格程序,不能想干嘛干嘛。

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的特性之一就是压抑艺术创作:可以创新一些修复方法,但绝对不能在文物本体上发挥艺术创造性。

“职业就是职业,有可能和你的理想不一致,有想过怎么平衡吗?”他很怕这些年轻人像当年的自己一样,没有完全想好职业特点和自身趣味与追求的关系。

按照故宫文物修复延续至今的“师徒制”,在第一年里,原则上不能碰文物。刚进来那会儿,屈峰的工作就是慢慢跟着师傅学习技艺,看师傅干活儿、打下手,做一些复制品。

屈峰原本以为,进来后能接触到大量艺术精品,自己的艺术修养能得到很大提升。

但每天的工作中,他见的最多的却是自己不太欣赏的一类器物——清宫留下的装饰繁复的木制品。屈峰最初对这种“工匠式”的东西是反感的:“他们是在不厌其烦地做一个东西,比如说密,能达到密不透风。这样的东西让人觉得技术真好,但格调不高。”

那会儿一看到这类的东西,屈峰就觉得毫无兴致,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时,只能硬着头皮。自己手头走的第一件文物是一个的1.5米高的清代木制佛塔,屈峰负责补配塔檐上缺损的龙头,拇指大小的龙头,一模一样的,他雕了15个,花了1个半月。

“说实话落差很大,我费了老大劲才考上中央美院,我们专业那年就招了8个人,怎么好像干的就是普通木匠的活?”他说。

到2008年,他遇着了清代的文渊阁十二围屏。其中一扇破损很严重,只剩下诗词屏心,下半部分的三块雕龙版都缺损了,需要补全。

屈峰领到了一块方形的小雕龙版,另一位老师傅刘师傅,负责补全一块圆形的大团龙雕龙版。

屈峰想自己科班出身,一小块透雕单体龙也没什么难的,他一边雕还一边“自我陶醉”。等雕到八成的时候,他去看了眼刘师傅的团龙,发现不太对,刘师傅的就是生动,相比而言自己的就看着挺刻板。

刘师傅说:“你这龙,身子上的曲线的感觉,不顺畅,没有劲。”屈峰有点悟到了,他重新又刻了一遍。

靠在木器室正中的大案子旁,他徐徐回忆着自己多年来感受的变化:“它所表现的这种东西的美感,恰恰是隐藏在技术里的,同样是刻一道线,你没有体会,就是照猫画虎,大概差不多,但没有生气。如果你真正体会到这条线,你能知道它从起来到收,这中间轨迹、力度和律动的变化。”屈峰说,这是自己后来工作不断做,性子不断磨之后才感受到的。

他背有点驼,身材微胖,留着普通的圆寸,穿着普通的休闲装,和一般人熟悉的“搞艺术的”形象大相径庭。

现在,他才明白了自己师傅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3个字:“慢慢来。”

他想告诉这些来面试的年轻人,“修复文物”不是简单的修东西,关键是能不能长时间地耐得住寂寞。

每次一进这院子,屈峰就觉得进入了一个相对隔离的世界,故宫的开放区是喧闹的,这边却安静冷清,基本不怎么和外界接触,每天见到的都是同一批人。他早上7点40左右就进了宫,上午8点到下午5点的上班时间,干起活来顾不上看手机,常常是下班了,才发现世上又发生了很多大新闻。

纪录片播出后,屈峰的“杂事”多了起来:接受一团团的媒体采访;参加电视台的推广活动;还有朋友的朋友特意跑来找他合影,都快成“网红”了。

但在此之前的10年里,他所从事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职业。“进宫”多年后,屈峰在陕西农村老家的父亲还老认为屈峰的工作就是在故宫收门票。

有一次,屈峰终于领着父亲来到了自己工作的木器室,屈峰的父亲是伐木的,大木匠,一生也和木头打交道。转了一圈后,老人家这才有了点感觉:“闹了半天,原来还是木匠啊!”

“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

在古老的故宫里,面试的问题现实极了。

李苏菲参加面试的时候,一个领导问一个非北京户籍的男生:“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在北京生活下去?”男生说:“我先考虑工作。”面试的老师语重心长地加了一句:“你毕竟将来是要成家立业的啊!”

走进宫墙、关上院门,这群收入不高的修复专家沉浸到文物世界,手里是传承千百年的技艺,暂时逃离了“流水线”。但走出这个院子,汇入北京城繁忙的人流,“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赵振茂(中)正在给年轻的王有亮(右)讲解青铜器。

如今北京的房价居高不下,故宫附近更是“天价房”,这让早年没置办房子也没赶上单位分房的人——30岁上下的外地年轻人只能从特别远的地方通勤过来。

屈峰住在北五环和六环之间,房子4年前买的,还着贷款,倒几趟地铁,最后坐一趟公交车去神武门,单程要1个半小时。

还有的住远的同事天不泛白就起床,先骑一段摩托车到公交站,再倒公交车上班。

有小孩的同事还面临着学区房、上幼儿园、上学的压力。宫外比宫内现实得多,复杂得多。

学艺术的,虽说一般“不好找到稳定工作”,但并不是没有挣钱的机会。就在屈峰刚进故宫迷茫的头几年,他的许多同学已经“混得不错了”。

有搞大型城市雕塑,赚到很多钱的。“别墅都已经买了两套,北京。”还有的成了屈峰想做的“艺术家”,在当代艺术领域小有名气。

那段时间同学聚会,屈峰都不想去。一个关系特别好,改行“玩狗”的哥们开玩笑跟他说:“你干这个,挣这么点儿,你不如来给我养狗,我给的都比这多。”

闵俊嵘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单说工资的话,他很多从事设计的同学是他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何必自己较劲,自己难受呢?”闵俊嵘淡淡地说。

但年月增长,宫里那摊“不挣钱”的,似乎脱离现代生活的事,却融入到了每个人的气质里,附着他们的身溜到了宫外。

如今闵俊嵘在闲暇时会弹琴、制琴。这和他本来的漆器专业不相关。但2004年进入故宫后,他接触的大量漆器文物都是古琴等乐器。

他见过常人只闻其名的唐代传世名琴“九霄环佩”,器形大气,他一搬,却意外地轻。在一次次亲自动手修复古琴的过程中,他揣摩着古人在弧度、棱角和厚薄比例上的智慧,“这是你光看照片完全体会不到的。”

在自家的工作台上,他一边给一把琴抛光,一边说着对制琴的理解:“做漆器、做琴都是修身养性的过程,器物里面能体现出造物的精神。看他做的东西,就知道人的状态。这跟画如其人一个道理。”

屈峰的一个爱好是刻佛头。“你看有的人刻的佛,要么奸笑,要么淫笑,还有刻得很愁眉苦脸的,很难刻,佛像一刻就知道。”屈峰一边拿着刻刀雕佛头,一边继续说,“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说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在这个世上来了,走了一趟,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

纪录片里,屈峰刻佛头的这一段,是好多观众的“泪点”。一条弹幕写道:“我这个外行人都听哭了!”

这达到了导演叶君期望的效果,他其实并不想拍那种“套路化”的“工匠精神”——这是一个行将没落的行业,他们坚守着人类最后的微光。

叶君想拍出他在这群人身上看到的敬业和平常,他自己这样理解片子的主旨:“每个人都将会有一个职业,其实职业中都会有琐屑细碎的地方,这些师傅是在教会我们如何与职业相处,如何与世界相处,如何与自己相处。”

现在,屈峰有了职业自信,走出故宫,他也经常参加一些艺术圈的聚会,看一些展览。“至少我们还在聊作品。”屈峰说。

在闵俊嵘制作的数把琴中,有一把是刷绿漆的“蕉叶”(古琴的一种形制),取名“绿漪”。他回答别的问题都很直接,唯独这把琴的名字,问了好几次,他才透露,仿佛这不是一把琴,而是一位十分珍重的友人。

“那琴还在我这儿。”闵俊荣说,他闲的时候,喜欢的曲目是《梅花三弄》、《潇湘水云》和《忆故人》。“好像弹着弹着就真能想起故人。”

“经常是一干活,怎么这么快就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

这些今年春天来面试的年轻人可能还不知道,到秋天,文保科技部就要从西三所搬到新房子里。

从1951年故宫文物修复厂成立,到1988年扩建为“文保科技部”,一代一代的修复专家在西三所的小院里度过了自己最珍贵的时光。

得知搬家这个消息,最舍不得的是王津、王有亮这批老师傅。王津是16岁进的故宫,王有亮是19岁,还是大孩子。那会儿没实行双休,一周要上6天班。对他们来说,师傅既教手艺,也教做人;西三所既是上班的地方,也像半个家,一待就是30多年。

闵俊嵘在漆器室里修复一张瑟。

说起自己的师傅赵振茂,王有亮现在还是佩服得不得了。赵老先生经手修复的文物,包括西周的班簋和汉代的马踏飞燕。“他数大拇哥,我能学到他八成就好了!”

王有亮最高兴的事,就是听师傅说句“行了!”赵师傅对徒弟很严,嘴里说很好,那不可能,就是一句“行了!”

活儿成了,得了赞赏,也谈不上去哪儿下馆子庆祝。上个世纪80年代初,故宫里外都不似现在热闹。

“故宫人不多,中山公园和工人文化宫的人多。”王有亮回忆,那会儿故宫门票才1毛钱,但游客很少。为了多挣点工资,他周日会给宫殿部带班,在太和殿、御花园、坤宁宫都站过岗,到处也没见什么人。

不过更早的时候,王有亮亲历了故宫的“盛况空前”。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上小学3年级的王有亮被组织来故宫看泥塑展《收租院》,该作品描述了大地主刘文彩压榨贫下中农的故事。

展览被安排在奉先殿,“阶级仇、民族恨!”小小年纪的王有亮听着充满感情的解说,现在记得的就是“人挤人”。

“跟看《清明上河图》的人一样多。”铜器室的另一位老师傅补了一句。《清明上河图》是去年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中的展品之一。为了一睹其真容,不少游客在8月的太阳下硬生生排了六七个小时的队。

几十年间,中国人对古董、文物和古代文化的看法急剧变化。这里是什么时候变成这般“游人如织”的?在宫里呆了30多年的王有亮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在铜器室的小院里,听得最多的声音还是天欲晚时的乌鸦啼鸣。

展出过《收租院》的奉先殿,现在是故宫的钟表馆。馆里陈列着不少王津年轻时修过的钟表。1977年,当时文物厂的厂长骑自行车带着16岁的王津来了西三所。他第一次走进钟表室,屋子四面都拉上了挡光的竹帘,黑乎乎的,只有案子上的一盏台灯,照着灯下一个铜镀金的座钟。师傅拧好发条,这钟里就传出了音乐,还会动。

王津看了这一幕,心里最想去钟表室,结果还真被师傅挑上了。因为那会儿年轻人少,说闷也有点,干活的时候没人说话,只听见修东西、转齿轮的声音。但王津恰好喜欢这活儿:“经常是一干活儿,怎么这么快就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

跟午饭来得一样快的,还有退休。再次站到钟表馆里,看着自己和自己的师傅当年修过的东西,王津感叹:“有时不觉得,但回想起来,挺快的,这人的一生真是。工作的这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

在这“一晃”中,除了与文物的缘分,还有同事之间、师徒之间的情谊。这里的制度,并不按平日修复文物的量算薪资和职称,每个人靠手艺吃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弱,基本没有公司或行政单位中的“办公室政治”。

王有亮的同学好几个毕业都进了故宫,老兄弟平日里出去一起吃饭、聊天,聚在一起学赵师傅当年吓他们的话,用惟妙惟肖的河北口音:“别说笑了,厂长来了。”

下到王有亮的徒弟高飞,上至随晚清皇室流落到民间的“歪嘴于”,故宫里的青铜修复技艺已经传到了第6代。

高飞刚来的时候,跟王有亮隔着岁数,觉得生分,有点怕。现在好多时候,徒弟还“管”起了师傅:“我师娘跟我说,不能让你师傅天天抽烟。要是碰上他们晚上同学聚会,我就说您悠着点,少喝酒。”

纪录片在电视台播出的时候,王有亮没怎么仔细看,他觉得在电视上看自己挺别扭的。而高飞的儿子是热心观众。王有亮一出来他就指着屏幕乐:这是师爷爷!

偶尔,高飞也带儿子看展览,碰见自己动过的文物,他会很兴奋地多讲两句:你看,这个是你爸和你师爷爷动过的。为什么是银的呢?因为……”

高飞没有收到预期的崇拜效果,儿子就偏头去看别的东西了:“那边那个是什么?”

西三所的一草一木,和小小的“不速之客”,也成了工作的一部分。在修复师干不出活、思路受阻的时候,“浇浇花”、“喂喂猫”是不错的选择。装裱组小院里的丝瓜已经长到了2米,抵到了青石地板;木器室院子里一进门的牡丹开得正好;大灰和她的两只小猫——小灰和小花,常年出没西三所各院,是王有亮眼见她在后院下的崽。于是铜器室里多了一大袋猫食。

花架下的一个小盆子里,还有屈峰种的一株瘦弱的海南黄花梨,等几十年后屈峰退休的时候,应该能做根毛笔。

有人在寻思,要搬家了,木器室院里的杏子怕是吃不上了,也许每年能回来打一次?

在这待了近40年,王津对老工作环境有感情,真是舍不得。但他也知道,现有的工作室面积太小,不利于将来发展:“我们室最终的目标要达到6个人,这个屋怎么干活呀?肯定不够。”

王津刚进来那会儿,文物厂总共40来人,现在整个文保科技部有约110人,到2020年要发展到200人。

在钟表室里,静静躺着总共十几件小闹钟、座钟和台表。在那个“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表”的年代,它们还当过走时器。

39年前,16岁的王津刚进故宫时,正是从拆装这批钟上手的。

今天,常人用来看时间的工具已从手表更新为智能手机,但在钟表室,多年的传统仍将延续。不多久,这批小钟将从王津手上传递给某个通过面试的年轻人,经历新一轮的拆拆装装。这是真正接触文物前,每个人都得接受的“急不得”的磨炼。

文/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曼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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